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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说：“你们不要！我要！”

我曾经为厉以宁和林毅夫两位杰出的人物，说过这句话。

（一） 我将厉以宁留在北京大学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才留在北大，而其他专业都调整到中央财政经济学院。学生的分配是采取学生自报志愿，院系调整领导小组批准的方式。经济系院系调整领导小组由三人组成：经济系代理主任陈振汉、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经济系学生党支部书记一人。

当讨论到厉以宁的去向时，经济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说：他这个人不行，不能到政治经济学专业。於是，陈振汉问道：“他怎么不行？”学生党支部书记说：“他书读得太多”。陈振汉又问：“书读的多有什么不好？”。於是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陈振汉、张友仁两票赞成，学生党支部书记一票反对。就这样，厉以宁被分派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45年夏，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毕业后，工作分配不出去，校外和校内各单位都不接收他。（于是我说：“你们真不识货呀！他是个人材。你们不要！我要！”）我建议，让他到我当主任的政治经济教研室来吧！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不能任政治课教师的，於是我说让他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资料室来当资料员吧！但是，这也不行！这时，他只好被放在北大经济系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资料室作周炳琳教授的西方经济史的资料员。

过了几年，政治空气较为缓和了，他被提升为助教，辅助周炳琳教授作西方经济史的教学工作。

由于厉以宁被视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有些同事瞧不起他，冷落他，而周炳琳先生却不顾别人对厉以宁的议论，经常相邀促膝谈心。在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时，他以一首《七绝》记载了与周老师的这段交往，表达对恩师的思念。

                            七       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30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厉以宁在《治沙无意却成洲，只计耕耘莫问收——难忘的大学生时期》中写道：

“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

师的大力帮忙，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

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一步，也是使我深深

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在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

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

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

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

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作高年级的学年论文）。

我定的题目是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生指导下

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

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

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

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

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

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

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经济系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

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

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

命民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

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

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

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

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

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

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

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

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1958年夏，他和胡志仁、张秋舫该提升为讲师了，他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给他的罪名是“白专道路”。我力排众议，他才得以与胡志仁，张秋舫同一批提升为讲师。

现在，厉以宁是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二） 我将林毅夫留在北京大学

林毅夫原名林正谊，他本是台湾籍的学生，先在台湾大学和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周炳琳先生早年在重庆此大学任教务主任）攻读，后来设笔从戎，成为台湾军队的一名模范连连长，驻防在金门岛上，他在台湾大学时就深受傅斯年校长的影响，响往北京大学。

一天傍晚，他跳入海中，游往大陆的厦门。他让部下朝天开枪，而向上级谎报：林正谊叛逃已死于乱枪之下了。林毅夫双手游泳到厦门爬上岸时全身多处被岩石划伤流血。他是携械（手枪）起义归来，被厦门军分区连升三级成为副团级，并按例给以奖励。这时，他受到我国总参谋部第二部的接待，送到北京款待。他要求进大学深造，可是那时候北京的某著名大学和许多教授都不敢接受，於是我说：“你们不要！我要！”这样，他就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硕士生了。

有一天，美国著名经济学舒尔茨教授到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学，由林毅夫任翻译。会后，舒尔茨教授向主持会的陈岱孙教授说，我还没有培养过中国博士生呢！我想出奖学金培养林毅夫作博士研究生。陈岱孙教授说：他现在正在作张友仁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等他毕业以后再到你那里作博士研究生吧！后来，林毅夫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成为舒尔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美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这次会上，我们还送给舒尔茨教授一幅锦旗，上有八个大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林毅夫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后来，出任世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行址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现在，他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和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还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

张友仁和刘伟、林毅夫、厉以宁、孙祈祥、何玉春等在一起

                                （2012年11月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