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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告诉我们——解放日报专访沈克奇先生

2013-01-11 |

 

西南联大告诉我们

 

采写 本报记者 曹静

看到一些大学不同程度地背离现代大学所应有的精神,人们便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和传奇——西南联大。

这所存在仅仅9年的大学,怎样在泥墙教室里保持知识之灯长明,怎样在隆隆炮火中绵延中华文化的生机?我们该如何借鉴它的经验与智慧为当下的高等教育扬帆导航?日前,在西南联大诞辰75周年之际,《解放周末》专访了西南联大1943届毕业生、原北大副校长、91岁高龄的沈克琦。

【危难时局中,学术与教育没有停滞,反而在极端困苦中拔地而起

解放周末:说到西南联大,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艰苦”。您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求学,当时联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沈克琦:我记得我们的宿舍很简陋,长条形,两端是门,两侧各有5个窗户,每个窗户旁有两张双层床,每栋宿舍住40人。窗户上有一些木条,但没有玻璃,冬天在窗棂上糊纸挡风。好在昆明四季如春,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我没有竹席,也没有棉衣,只有毛衣,也就安然度过了。伙食,学生自办膳团,伙食标准很低,一日两餐,初期吃糙米,不仅稗子多,有时还有老鼠屎,可恶的是奸商还掺了一些细小的白石子,眼睛不易分清石头与米,常常磕牙,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后期有所改善,改吃不掺石子的大米了。

1940年9月日寇侵入安南(今越南),自此日机由安南起飞,频繁袭击昆明。为此联大作息时间改为上午7:00-10:00,下午3:00-6:00,以避空袭。联大的教室、办公室和师生宿舍曾被炸毁多间。“跑警报”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警报一响,大家就得立刻收拾书包,往学校北面的荒地树林中跑。

解放周末:“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沈克琦:是的。日军的频繁空袭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教学,还影响了昆明的物资流通。1941年8月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进驻云南,痛击来犯敌机,后空袭大大减少,教学与作息时间自1941年秋季起恢复正常。物价自1938年起高速上涨,生活费指数与抗战初相比,1941年底为23.5倍,1944年底为1434倍。政府发放的救济金或贷金,虽然可以支付每天两餐的费用,但要维持生活还得到外边找兼职工作,兼教中学、当家教、做各种零工,我曾在暑假中去云南建设厅帮忙刻蜡纸一个月。

解放周末:联大教授如何维持生计?

沈克琦:不少教授四处奔波,用尽积蓄,依靠兼职才能糊口。闻一多教授曾挂牌治印。变卖家产的比较普遍。如吴大猷教授,因夫人患严重肺结核病,家里经济十分困难。虽因科研工作获得“丁文江奖金”和“教育部学术奖励金”有所弥补,仍不得不变卖饰物,并自己养猪贴补家用。他原来住在城内,房子被炸,灰土混入面粉缸。吴先生为了不浪费,把土淘掉做成面筋吃。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吴先生仍然坚持教、科研。原来北大有一台从德国进口的大型光学摄谱仪,没法运到昆明,只运来了三棱镜、透镜、狭缝等光学元件。他和助手在泥墙泥地的房子里,用这些光学元件在砖墩木架上制成一个大型摄谱仪,进行科研实验。当时吴师母阮冠世女士就躺在实验室旁的小屋内。吴先生边搞教学科研、边照顾病人,我们都为他的精神感佩不已。

解放周末:人们常常说“多难兴邦”。在艰难的时局里,为何西南联大的学术与教育没有停滞,而是恰恰相反,在极端困苦中拔地而起?在吴先生这样的学者身上,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沈克琦:是的,西南联大因抗日战争而生。师生目睹日军的残暴,历经播迁之艰苦,但都对“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抱有信心和决心。是艰危的处境砥砺了一代学人刚毅坚卓的品格,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和爱国心。 

【大师起什么作用?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形成良好的的学术传统与学风】

解放周末:西南联大集合了当时中国三所一流大学,因而被称为中国史上最“牛”大学。您在求学时,感受到的联大之“牛”有哪些?

沈克琦:联大一是有一批大师,二是有非常好的学风和校风。三校本是国内名校,有年高德劭、我国各学科的奠基人;还有抗战前回国的中坚骨干和抗战期间学成后毅然回国的青年教授。这些人聚合在一起,可谓大师云集,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结合、人才济济的群体。

以我们物理系为例,我国近代物理学最早的四位奠基人中有3人在西南联大:饶毓泰(1922普林斯顿博士)、叶企孙(1923哈佛博士)和吴有训(1925芝加哥博士)。20年代下半叶回国的有:周培源(1928 CIT博士)、朱物华(1926哈佛博士)。1931-1937回国的有:任之恭(哈佛博士)、吴大猷(密歇根博士)、郑华炽(奥地利格拉茨工大博士)、霍秉权(剑桥研究)、孟昭英(CIT博士)、范绪筠(MIT博士)。抗战期间回国的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等3位教授都是剑桥大学博士,到校时年龄都不满30岁。这些教授在国外师从一流大师,基础扎实,并在科研上有所成就,对当时世界物理学前沿有深刻的了解。

解放周末:西南联大可谓“群星闪耀”。在您看来,除了传授知识、激发科研,这种人才的集聚效应还体现在哪里?

沈克琦: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厚、富于创新和奉献精神的大师。这些大师起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传授先进的文化知识,并且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形成良好的的学术传统与学风。

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治学严谨,人品高尚且非常敬业,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极大、极深。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周培源先生,当时住在城外,从十几里路以外骑马来校,准时进教室上课。后来因为马料太贵,改骑自行车,从没有迟到过。他讲力学课,自编讲义、自刻蜡纸,上课时将油印讲义发给学生。北大校史馆有一本当时的讲义,是王式中校友珍藏60多年后捐赠的。

在教授们的影响下,西南联大学风浓郁。如晚上,一间宿舍住40个人,但大家都很自觉,晚九点半以前自习时间鸦雀无声。附近还有应运而生的家庭小茶馆,也成为了安静的读书去处,成为“昆明一景”。

给予转系机会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对发挥学生的潜力是有好处的

    解放周末: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接受“通识教育”的理念,并开始推行。而令人惊异的是,7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就已经开展今天我们所称的通识教育。

沈克琦:当时西南联大采取的是学分制,学校只规定毕业必需的总学分数,各系规定必修课程,这与计划经济时代刻板的教学计划不同。学生除了必须完成的必修课学习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兴趣任意选修其他系的课,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本科生可以选本学科的研究生课,或相关学科的课程,甚至可以跨文、理、法、语言等学科范围选课。

联大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是课程内容也非一成不变的。联大的教授知识宽广,每位教授常常不只教一门课,而是教几门课。而每门课程也常常是好几位教授都开,虽然基本内容相同,但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比如微积分,每学年同时开6、7个班。对理学院学生,强调严谨的定义和推理,数学训练十分严格,对工学院学生就多给一些应用训练。文科课程更是百花齐放。如《楚辞》,闻一多、罗庸都开过,游国恩在二十年代就出版过《楚辞概论》。对学生来说,多听多看,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真正的认识和思考。

解放周末:校方为何敢于对课程内容不做统一规定?

沈克琦:1939年联大教务会议给教育部的一个呈文回答了您的问题。1939年教育部连下三个训令,要统一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使用的教材也要呈部核示。联大教授不同意这种意见,递呈文给梅贻琦常委,并请呈教育部。其中第一段讲:“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大学,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各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且不必也。”

换言之,反对影响、扼杀学术发展的整齐划一。如果说是为了保质量必须加强管理,会议认为“教育部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是最高学术机关。教育部可视大学教学科研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有权,大学有能,“权能分治,事乃以治”。“权能不分,责任不明”。这些意见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对于教授,校方既已聘用,必定是相信他对这一领域有相当的了解,不仅不会把这门课的主要内容丢了,相反,会融入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不要加以不恰当的限制。这种开放的、多样性的课程,既给教授以充分施展的余地,也给学生以充分发展的空间。 

解放周末:除此之外,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的现象也非常之多,令人惊异。像您,一开始报考的是航空系,后来却就读于物理系。

沈克琦:我的转系有特殊性,不足为例。但西南联大转系的情况确实相当普遍。原因是学生报考大学时,往往对所选的学科所知不多,对自身的爱好和特长的了解也不够透彻。入学一年后才知适合读哪个学科,给予转系的机会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对发挥学生的潜力是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是有利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当初先在物理系上了一年,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我曾经问过他,一年的物理系学习对他的语言学研究有什么帮助?他说:“这一年的数理课程的学习作用可大了。” 

其实,不光是转系,联大还大量招收转学生,每年有近百人、甚至超过百人。李政道先生就是先在浙大学习一年后转到联大物理系的,朱光亚先生则是从中央大学物理系转来的。这种开放,既给每一个学生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自由,也有利于优秀学生的培养。

解放周末: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此时的西南联大已经和世界接轨了。

沈克琦:当时我国的教育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国内还不能培养博士,硕士生也很少。但是我们的本科生课程的水平与国外是接轨的。我们的毕业生去国外继续深造毫无困难。国外名校信任西南联大的学习成绩,欢迎我们的毕业生。很多学生被收入一流学者门下,比如杨振宁的导师E.泰勒、李政道的导师E.费米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见,真正培养一流人才还得国内外结合,关上门能培养出人才吗?

一所几千名学生的大学中行政人员不足200人,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解放周末:西南联大的领导机关、行政部门的日常运作是怎样的,能否给今天的高校提供一些借鉴?

沈克琦:西南联大的领导机构是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由一位常委任常委会主席主持工作。行政部门十分精简。全校行政职员,包括图书馆和医务室,不足200人。处理2000多学生的招收、毕业、注册、选课、成绩登记和成绩公布的注册组只有22人;训导处只有13人;事务组只有26人。常委会采取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方针,重大原则问题由教授会议或校务会议决定,交常委会执行。常委会设立许多委员会,成员多数是教授,研究处理一些原则问题。对于临时性的重要工作,则组成临时性委员会,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 

解放周末:这些委员会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沈克琦:比方说,刚刚到长沙,学校常委会第一次开会,就非常注重图书建设和仪器、设备建设,申请到25万元购买图书和设备的特别补助费。为此,学校组织常设的图书设计委员会和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9名教授组成,推定冯友兰和杨石先为召集人。由他们负责全校图书、期刊仪器、设备订购的领导工作。1938年2月4日,学校决定迁昆,两个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影印书由各院系开书单直接购买,原版书刊由各系负责人在香港订购。同时,在广州、香港订购在上海和国外生产的仪器设备。

正是这一系列举措基本上保证了西南联大的图书和仪器的迫切需要。我在西南联大学习的四年,教科书、参考书、和基本的实验训练都得到了保证,这在战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解放周末:不难发现,教授们在学校的日常工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沈克琦:让一批懂教育的人来参与管理,他们按教育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办事。会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力保教学在艰苦的环境下顺利开展,搞好人才的培养。

学校办得好你可以表扬办得不好可以责罚但不能给学校排队

解放周末:有人曾经评价西南联大:“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在西方,从中世纪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到一流大学的诞生,经历了一千年之久。而在中国,从京师大学堂到西南联大这样一流的大学,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沈克琦:这种说法,是过分夸大了。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的真正建立,比之更晚。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国内只有私塾、书院,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小学、中学。没有中学生,怎么办大学?因此,京师大学堂开学时只开设仕学馆,招收在职官员,急补西方文化,属进修班性质。以后的师范馆,是应中小学师资需要设立的,属专修科性质。另设补习中学课程的预科。大规模的本科教育是1913年才开始的,招收预科毕业生。清华同样如此,它原是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专科学校,1925年才开始办本科。因此,如果从1913年算起,到西南联大成立只有短短24年时间。西南联大只是国内的一流,科研和师资水平与国外相比,还有距离。

解放周末:有人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就,三校合一是其中的关键么。

沈克琦:三合一,师资力量大增,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我看来,办学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是一流教育家,深谙高等教育规律,有着共同的教育理念。在联大具体事务上,大多数时间是由梅贻琦主持,初期蒋、蒋共同主持,后来蒋、张两位在渝折冲。他们三人相互信任、合作无间。因此,在西南联大,三校原有的优良校风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是怎样的教育理念?

沈克琦:梅贻琦先生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就说:“我就按照蔡先生的主张办”。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无出其右。他游历各国,深刻了解高等教育。他主政北大时期,和新文化运动相同时,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这些传统都被西南联大继承下来。 陈寅恪先生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贯穿了西南联大的9年。所有这一切,谱写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解放周末:西南联大不可能复制,但它的教育理念对今天的中国大学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沈克琦:我们要向西南联大学习的东西非常多。

如不搞过分的统一,给大学以充分的回旋余地;按教育规律办事,按科学规律办事;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尊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促进学术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优良的学风和校风等等,都是应该学习和继承、发扬的。不要仅仅高唱“创世界一流大学”,不要盲目跟着评价的指标跑,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比如当前大学的教学评估令大家怨声载道。学校由大学来办,教学质量是大学应该思考的事。学校办得好,你可以表扬,办得不好可以责罚,但不能给学校排队。现在的一些教学评估,加重了学校的负担,出现了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学风,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这需要我们深思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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