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松声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他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我说的“剧艺社的友谊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剧艺社通讯一定要好好办下去……”至今还萦绕在我脑际。松声长我十岁，和我不同系（他是中文系，我是外文系），我和他的相识以及此后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完全源于“联大剧艺社”这个进步学生社团。

1945年抗日战争刚结束，国民党就伺机发动内战。由此在昆明引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联大各学生社团纷纷投入反内战宣传活动。当时，剧艺社创作了多个活报剧，松声写的《凯旋》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先后演了数十场。

《凯旋》讲述的是1945年发生在河南农村的一个悲剧：“中央军”班长张德福抗战八年后跟着部队“凯旋”回到家乡。他的部队以“剿共”为名向当地抗日少年自卫队发起攻击，张德福枪杀了自卫队队长张小福。当得知杀害的就是自己朝夕想念的儿子小福子时，他悲痛欲绝，拔枪自杀。

我在剧中扮演小福子这个角色，那时我只有18岁。现在我虽年已八十，但只要回忆起“一二·一”，回忆起剧艺社，回忆起《凯旋》，我仍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我原来只是一个爱好戏剧的青年，“一二·一”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剧艺社里，我学到了一些做人的准则：做实事不图虚名、善于与人合作、为集体勇于奉献，等等。这与松声等学长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1938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年，松声和其他11个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同学一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抗大”学习。他在抗大入了党，后就读于鲁艺，1941年经党组织安排到西南联大复学并开展学运。但他从不把这段光荣革命历史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追逐待遇地位。解放后，松声长期居于北京市文化事业的领导岗位。无论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前的大型文艺演出，还是解放初期每年“五·一”、“十·一”游行队伍中的“文艺大军”，松声都是主要组织者。但他从不以他出色的组织才能自傲。

凡是接触过松声的人都为他的品德、风范所感染，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在他为革命战斗而朴实无华的一生中，始终浸透着他对同志的爱护、对朋友的关怀、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情和爱。他生前有许多感人的小故事，恰恰是这些小故事编织出了一个崇高的形象——一个大写的人。

1943年暑假，在从昆明去西安的途中，松声曾为了救护在车祸中受重伤的素不相识的联大同学苏哲文而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坐船护送苏哲文到重庆。因雇不起“滑杆”，他们自己用草绳扎了一副简陋的担架，冒着重庆的酷暑，硬是汗流如雨地抬着担架攀登高耸入云的朝天门码头，直到把苏哲文送入岸上的一家医院。后来松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只是直觉地认为救死扶伤是做人的天职，……当时就这么一点朴素的念头办了一件属于自己份内的事。”

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在北平对进步学生进行搜捕。松声当时在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学校任教导主任，他和生物系教师吴征镒受地下党指示，参加安排上黑名单的清华同学撤离清华园。“八·一九”前后，清华园被国民党军警包围，松声帮助一些上黑名单的同学从紧靠清华园南墙的成志学校翻墙逃出包围圈。李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讲述了他行前如何受到松声的热情关怀。他说：那时松声夫妇“生活十分清苦。松声打开后院煤球炉上正在炖鸡的锅盖，扯下一只鸡腿非让我吃不可，连声说：‘吃吧，吃了跑得快！’我知道，这鸡是为他爱人补身子的，我噙着激动的泪花吃了下去。”

1957年反右斗争中，曾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馆长的北京市宣武区文化馆馆长武永隆被打成右派。就在松声遗体告别会的当晚，松声的家人接到武永隆的电话。他哭着说：“接到讣告说松声同志去世了，我一下子懵了。怎么会是松声同志呢？57年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来理我，是老领导松声同志骑车到远离城区的十八里店来看我，让我非常吃惊，又感到无限温暖。”

1970年代初，松声下放到京郊怀柔农村，结识了年轻的乡邮递员于海三，两人从此成为忘年之交。小于爱好吹笛子。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当他正在痴迷地倾听着村中高音喇叭播放的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时，有人将他掉在地上的大衣重新披到他身上，这个人就是下放干部王松声。松声得知小于渴求得到这首曲谱，没过半个月就把托人手抄的曲谱寄给了他。后来，经松声介绍，小于还到北京曲艺团学习，成为业余笛子演奏演员。于海三还爱好业余写作，松声去世后，他把纪念松声的多篇文章结集出版，书名《松声依旧》。

也就在下放怀柔农村时，松声所在大队的团支书马全福曾因患肠梗阻动手术失血过多，急需输血。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紧急通知后，松声决定带头献血。他顶着四、五级西北风骑车20余里赶到县医院，那时他已经53岁了，超过了献血年龄，但他挽起袖子，恳请医生破例抽血。医生无奈，先抽100cc吧，救人要紧。但抽到一半时还不见来人，他坦然要求再抽100cc。被松声的行为所感动，村里的年青人纷纷到医院献血，马全福终于转危为安。

松声于1986年离休。他所在的文联宿舍居住着一批作家名人，他们爱清洁、爱清静、烦干扰，邻里间有时也不免发生一点小小的磨擦。面对着这些人物，居委会成立了，主任却难产，于是松声又自告奋勇做起了“婆婆妈妈”的活儿。他以自己的威望、人格魅力和他多年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使这个有百余户的小社区安定守法，邻里和睦，洁静幽雅，住户满意。这也是松声在一生的最后时刻当的最小的芝麻官，而他却干得那么认真、那么投入，因此被评为市文联的优秀党员、北京市老干部先进个人。

松声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重亲情、友情，又有强烈的创作激情。在谈到为什么当年《凯旋》的演出能那样感人时，松声是这样说的：“首先是它感动了我，使我产生了激情。在写作《凯旋》的那几天，我一直生活在故事情节中，生活在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里。大段的台词是我自己反复吟诵、字斟句酌后写出来的。常常半夜里我在双层木床的上铺默诵台词时哭了起来，把下铺的同学也惊醒了。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冲击着我的心灵，使我产生了激情，才写出了感人的剧本；接着是演员演出了真情，才又感动了观众……《凯旋》的主题是‘反对内战’，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松声对剧艺社有一片挥之不去的深情。解放前后，剧艺社的同学们先后参加革命，走上工作岗位，后来多数断了联系。随着“文革”结束，特别是陆续离退休以后，过去的战友又像串珠子似地一个串一个，恢复了联系。松声像一块磁铁，自然而然地成了在京社友的核心。在去世前一年的夏天，松声不慎在家里摔了一跤，自此除去医院看病外，已很少下楼。但他每隔几天就要给我来一次电话，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什么事，就听听你的声音也好。”多么动心、动情的话语啊！每逢听到这句话，我的泪水就不禁夺眶而出。

《剧艺社社友通讯》是联结全国各地社友的纽带，松声对它一直关心备至，所以才有临终前对我的嘱咐。我因老伴有病以及自己视力下降等原因，已将编辑工作移交给其他同志。他们现在已把刊物越办越好，这是可以告慰于松声在天之灵的。

                                    2007.2.14

〔注：王松声于2002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此文原载2007年4月《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