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回顾人生，我真幸运，有这么多好人爱护我、给我指路。刚刚在武汉离开人世的九十多岁的老革命战士李明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我这一生能够这样地走过来，得向他感恩。除了在西南联大同学期间（1941-45）接受他的政治思想影响以外，一是他在促成我们美满婚姻上是一个绝对的红娘，从而才有了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和蓬勃成长的后代。二是在我政治生命遇到沉重打击的关键时刻，他给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给了我继续奋斗的信心和勇气。

今天，我和小裴（人人都叫她这个小名，其实她的大名是裴毓荪）共同建立的这个家庭，已经成为受到普遍赞赏的家庭。在长时期地经历艰难曲折的途程中，我们同舟共济，彼此信任，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保持着高度的幸福美满。在最困难的阶段，孩子们的教育没有被忽视过，他们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这个家庭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小裴起了挑大梁的作用。我们相濡以沫58年，直到她先我而去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等候我们的重聚。

我和小裴在西南联大同学时因为各人活动范围不同，直到我快毕业时才偶然地初次见面。也许我们真是有缘，这一见实际上就决定了我们的终身，尽管我们当时都并没有意识到。虽然是初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因为，我早知道有同学正在追她，我不能有夺人之美的遐想。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回家探亲，正在与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在初恋中。突然，收到来自李明的一封长信，毛笔字洋洋洒洒写了十几张纸，准确地传达了小裴对我的深情。我虽然感到有点吃惊，但是当时却并不觉得意外。这显示，我们初次见面时实际上已经一见钟情。但是，这时，我的处境却十分尴尬。怎么表态？我只能如实回答李明我初恋的事实。后来，我去了上海工作，小裴在前往北京的途中特意在上海留下来与我见面。我们都很理智，她还陪我一起乘火车去南京接我来南京上学的表妹。在火车上，我们相依在硬座上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下车后，我突然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好象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好似身上原有的包袱都卸下了。至今，我都搞不清楚，是因为解除了我对她的感情愧疚，还是反而加深了我对她的爱慕。

接着的发展是，她去北京后更积极地投入了学生运动，我的表妹有幸随着中共代表团的飞机去了延安，我则转移到还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开展对外宣传战斗。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各奔前程，彼此间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9月我来到了解放后的北京，才知道我的表妹已经在解放区成家，小裴正在哈尔宾办《好孩子》杂志，而我则成为开创建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一名排头兵。三人各奔前程，彼此都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关系了。这时候，我与周围的女孩子谈恋爱，也无可非议。但是，不久，小裴奉调北京创办《中国少年报》以后，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她毫不掩饰地向我发起了攻势，甚至动员了我的领导来做我的工作。她的强烈的爱终于征服了我，我们于是在1951年11月17日结婚成家至今。从形式上看，我好象是被她从不放弃地“追”上的。实际上，应该说，是我们俩早已存在的缘分使我们终于走上了必然结合的道路。而李明当年的那封长信实际上起了点活那棵“缘”种子的作用。因此，我们俩从来都认为李明是我们绝对的月下老人。因为他，我们才有了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所有的后代都应该永远不忘感激我们家的这位大恩人。

二是在我人生道路上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李明给予了我及时的指点。1959年3月，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小裴还在妇产科医院。我只能从婴儿室的窗口望了孩子一眼，就赶往北京车站登上了开往湖北孝感的火车--我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处理后被送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孝感正好位于武汉市的旁边，给我创造了去求教于老大哥李明的大好机会。从此，每逢节假日休息，我就往李明家跑。在那里，我不仅在那困难时期在生活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其珍贵的启发。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

那正是所谓“大跃进”的时代。亩产若干万斤粮的谎言可以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党报的头条位置上。在每天只有口粮4两的孝感县，干部开会却可以大吃大喝。在农民吃不饱肚子的人民公社里，干部家的烟囱却总是晚上冒烟，说明只有他们能够在家偷偷地享受。令人不解的种种奇怪现象，让人们思想上出现一片混乱。这时候，对于在位的李明，这当然也是一连串的问号。他虽然不能解答我的问题，但是他却提醒我不要随便加以评论，要冷静地观察为什么发生这些现象。每次到他家，都能听到他对形势的分析，使我能够对于周围的各种现象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从而知道自己该怎样去观察和应付。回想起来，在度过那一段中国历史的非常时期中，能够得到高人的及时提醒和深刻启发是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