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我到哈佛大学尼曼计划以后，参加经常性的seminar.尼曼基金会常有外来名人讲话，座谈。这里要说的是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

将近二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法拉奇谈访邓小平及其他”：

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钱其琛发表文章，解释邓同意法拉奇采访的原因：为了说明人们普遍关注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和他跟“四人帮”的关系等问题。这确实是那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但是法拉奇本人最得意的却是她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告诉我，她问邓小平，她在天安门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像。那些像是不是还要保留？邓答称当然要保留。中国方面发表的访问记文本到此为止。实际上法拉奇接着请求邓小平把她所说的暴君斯大林的像撤掉。那是访问的第一天，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事情。使她喜出望外的是邓小平同意跟她再谈一次。

八月二十三日，她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时，注意到斯大林的像果然从广场撤走了。她高兴得一进门，就向邓小平道谢。她对我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一定要铭刻在她的墓碑上：“这里安息着一个女人，由于她的请求，中国把斯大林像从天安门广场撤掉。”关于那次访问我们下面还要详谈。

奥林埃娜. 法拉奇是访问过叱咤风云的世界级人物的著名记者。她曾同我说起过采访经验。她习惯于用对话形式发表访问记。写个前言和后记，把对话几乎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她说，这样做最真实，能够避免断章取义。我也如法炮制，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全文披露如下：

问：你怎样进行人物采访？
答：人物采访是一出戏，一场战斗，对话生动，交锋激烈。现在人人都写访问记。电视记者更是到处访问，有点濫了。不过这是一种很好的报道方式。有人以为我很不礼貌。其实我总是很讲礼貌。甚至采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我也很礼貌。可是我常常一针见血，问到要害。而且我不光是问，我也说自己想说的话。例如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一开始，我就对他说，“你是又一个伊朗国王，一个新的独裁者。”我认为霍梅尼是个法西斯独裁者。法西斯靠煽动群众，像墨索里尼那样。霍梅尼是有群众的。他是法西斯独裁者。可是我的译员巴尼萨德尔（后来她当了总统。可是当时他不过是我的翻译）非常愚蠢。他听了我的话，吓得发抖。不敢给霍梅尼如实翻译。嘟囔了几句。霍梅尼答非所问。我很生气。我想，他既然在法国住过，总多少懂点法文。我就用法文直接对他说，“你是暴君，暴---君！”霍梅尼很镇静，并没有暴跳如雷。伊朗有十四种我的著作译本。有人给霍梅尼全都找来了，放在他面前。所以霍梅尼了解我，知道我写了些甚么。他几次想中断我的访问。后来真的走开了。人们叫我也走。我说，“我不走，访问还没有结束。”我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巴尼萨德尔求我走。我说，“你要走，你走吧。我不走。”“你别推我。伊斯兰教是女人碰也碰不得的。”后来他们说，霍梅尼明天继续接见我。我说，“那好，可是他得拿可兰经起誓，明天一定接见我。”你看，这次我的性格起了作用。那是很艰苦的。我拼命忍着，连厕所都不去。就是不走。我终于胜利了。

要成功，先得做好准备，进行研究。但是这还不够。还要有想象力。你得十分机警，高度警觉。不然会像拳击比赛一样，被对手击倒。

问：你采访人物用录音机吗？

答：人物采访用录音机是我的发明，为的是把谈话全部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第一个采访的热门人物是（瑞典女星）英格丽德.柏格曼。那是六十年代初，她已经离开了意大利导演罗塞里尼。那次我使用的录音机有一张小桌子那么大。有穿着白色大礼服的侍者操作。不用说柏格曼，我自己看了也有点发怵。后来录音机变小了。像台打字机那么大。现在的录音机小巧玲珑。我是专家。我每次采访都带两台。不然中途出了故障，我只好自杀。我被人采访的次数要比我采访别人的次数多得多。有人采访我，不用录音机，甚至很少记笔记。可是我说了某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就赶快记下来。我忙问：“你记下了甚么？”“你不能断章取义，必须把我的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不然不得发表。”有一次，《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篡改了我的东西。我大怒，提出跟他们决斗。不用刀枪，只用拳脚。有些人为比这小得多的事情决斗。

有人也用录音机。可是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外行。机器出了故障，还得我来排除。

我的采访大多继续进行两次（天）。第一次主要是互相熟悉。当然，我事先做了大量准備。例如访问邓小平以前，我看了好几公斤材料。不过还是得见了面，才真正熟悉对方的性格，掌握对方的特点。第一次访问以后，我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关在小屋里，把录音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看看哪些问题没有弄清楚。或者遗漏了，没有问。第二次访问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我跟访问对象熟悉了，精神上放松的多，问答也更得要领。

问：你说全文发表访问记，不进行编辑加工吗？

答：访问要人，记者责任重大。报道必须全面，真实。除了重复的地方当然应该删掉（有时重复也有必要，是一种强调，那就不删。）当然，我是驾驶员，主动权在我手里。顺序可以调整。文章得吸引人。我总是把精彩的东西放在最前面。

说全文发表，也不那么绝对。正因为责任重大，你得考虑后果，有个限度。例如我访问（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波兰人真奇怪。名字写法是一个样子，读起来又是一个样子。你如果唸成“瓦列沙”，人家根本听不懂。）他说：“假如这届政府垮台，团结工会就要接管政府。”当时我心想，这话一发表，苏联不是马上就会进兵波兰吗？我第二次见到他时，问道“瓦文萨，你说这个政府一旦垮台，团结工会就要接管政府。这话当真？你愿意我如实发表吗？”他说：“对，就是这样。”可是我采访他时，他很紧张。但是他是个时代英雄，一个真正的领导人。现在这样的领袖人物太少了。

问：你好像是在采访了基辛格之后，才引人注目的。

答：不。那次访问非常失败。他需要我超过我需要他。可是他令人厌烦。他说我矮小。我说他肥胖，丑陋。他不给我足够的时间，也不能怪他。是尼克松每五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我知道是尼克松，因为他总是说：“是，总统先生。是，总统先生。”后来他离开了，叫我等半小时。可是他跟尼克松飞到佛罗里达去了。一去不回头。不，那是很失败的一次访问。在那以前，我就访问了好些名人，写了好几本书。另一次失败是访问黑格。气氛是互不信任。他过分小心，不肯说真心话。

问：听说你曾希望访问周恩来。

答：啊，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你们不让我采访周。他去世时，我哭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伤心。我欠了历史一笔债。访问周是历史的需要。当然，我也想访问毛泽东。可是我最希望访问周恩来。早在罗马有中国大使馆以前，我就到伯尔尼去。中国外交官总是很客气。可是。。。。她摊开双手，耸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我就去找西哈努克。他说：“没问题，我们是好朋友。”可是西哈努克一封接一封长得不得了的电报给我拍到托斯坎尼来，却毫无结果。我又去找布托。布托也说：“我帮你办。”布托真是个漂亮人物。我愿意跟他到阿卡普尔科去度一个周末。可是他也没有帮上这个忙。后来文化革命来了。啊，真是遗憾终身。

问：可是你访问了邓小平。

答“我很高兴。他非常敏锐，有远见。只是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争吵了。我说：“你们为甚么还把斯大林像摆在天安门广场上？斯大林杀的人比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还多。”他斜眼看着我说：“那可不一定。”我们争论不休。最后他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们继续谈吧。”第一次访问是星期四。星期五我在民族饭店（那个旅馆真糟糕，真丢人。我想去北京饭店，可是住不进去。告诉我，甚么人才能住进北京饭店？）整理资料，没出门。星期六第二次到人民大会堂时，经过天安门广场，斯大林像和其他三幅像都不见了。我又惊又喜，问向导，真的把斯大林像取下来了吗？她说，是啊。我走进会见厅，老远就对邓小平说：“你是为了我把斯大林的像取下来的吧？”他大笑说：“当然不是。”我说：“我要向全欧洲宣布，是我促成把斯大林像从天安门广场取下来的。你们可别出面否认啊！”(余略，见前文。)。。。。

人们总是把我说成人物访问记者。其实那时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写了九部书。我首先是个作家。

那次访问邓，大厅里有好多人，都是政府里的人，还有新闻界。我很不高兴，对邓说：“这是我的访问，我访问的是你。他们为甚么在这里？”邓就请一些人出去。可是新华社的人一直在那里，还有电视台的人。我的材料还没有发表，访问就上了电视。我很不高兴。

我也很想访问勃列日涅夫。可是因为我对邓印象很好，苏联外交官一见到我就说：“嗯哼，你很喜欢邓小平！”我到现在（按，指八一年）也没有能采访勃列日涅夫。凡是跟中国友好的人，苏联都不欢迎。

问：你的名气很大。这对你的工作有利还是不利？

答：弊多利少。例如我到伊朗，报纸和电视立刻报道。我只好到处躲藏，很不方便。我到中国访问了邓小平，其他外国记者纷纷找新闻司：“法拉奇见了邓小平，我们也要见。”当然，有名也有好处，你能见到别人见不到的人。

问：你通常用哪种文字写作？

答：意大利文。不过如果访问是用英文进行的，我就用英文写出来。否则先写意大利文，然后自己译成英文。人们说“这是法拉奇式的英文。”这不是恭维。我的英文不好。可是我尽量写得简单，清楚。

问：你为哪家报纸工作？

答：过去我为《欧洲》周刊工作。从七六年起，就脱离了，致力于写书。这很好。再也没有人半夜来电话，叫你写两页报道，清早交稿。我现在自由投稿，不愁没有人发表我的作品。我是个最有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工作非常努力。我真不懂你们尼曼学者这麽轻松。一年不干活，怎麽过日子！

法拉奇身材不高，头发灰白，满脸皱纹，面色苍白。她一根接一根抽烟，牙齿都黑了。她穿件中式绣花衬衫，黑色高跟鞋。精神不错，健谈，友好。

除未能访问周来之外，她一生中另一个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访问江青。他想采访江青，是我们结识的原因。八零至八一年，我作为尼曼学者回到母校哈佛。尼曼基金会邀请法拉奇演讲座谈。她要求到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家作客。我是从大陆来哈佛

的第一个Nieman Fellow。当晚以自己烹调的中国菜招待了法拉奇。她提出要访问江青。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我自己历经无数波折（见《回忆片段》（一）），才来到美国，哪里能够帮助她实现宏愿呢。我建议她去找当时在肯尼迪学院进修的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先生。新闻司正好管外国记者的事。后来她告诉我，她去见了“上帝”先生。“上帝先生完全不像你，冷淡而且一副官腔，根本不愿听访问江青这回事。”“他说不论你处理得多么好，你都会向全世界宣扬她。这很不好。”“我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购销历史。江青这个人存在。你们迟早得面对历史，让人采访江青。那个人最好是我。”

法拉奇使出浑身解数，毫无结果。我问她为甚麽不在访问邓小平时，提出访问江青的要求。她说当然提了，“我问邓我能不能访问江青。邓不置可否，回头看了看在场的那些官员。那些人吓坏了，连连摆手。邓对我说，你看，他们不同意。其实，你们不喜欢江青，我也不喜欢她，我从来就不喜欢她。可是她是个历史人物，应该访问她。我访问她，只会对中国有利。我知道北京就有几个人在等待时机，其中有一两个意大利人。与其让别人访问江青，不如让我访问她。”

后来法拉奇派她的妹妹宝拉去北京活动。接待的人非常客气，表示愿意为奥琳埃娜小姐的妹妹做任何事情，除了。。。。

宝拉还谈了法拉奇几本小说的中译问题。中方在电话书信往还中都很客气。但是似乎都没有结果。她情急之下，找了她的出版商Rizzoli的老板格里和我一起吃饭，做最后的努力。她们找我算找错了人，想帮忙也帮不上。最后，我只好写信给原来工作的单位外文局。信去如石沉大海。恐怕甚至没有转有关部门请示。

一九九一年，江青在狱中自杀。法拉奇对我表示她不相信是自杀。不过她说她早已放弃了访问江青的希望。那些日子。她的心情特别不好。老父亲在佛罗伦萨，她不能常去陪伴。她在托斯坎尼的房子因二百年的房樑折断塌了。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检查结果，喉咙的问题不是癌症。她在曼哈顿中城买了一所房子。劝我步老伴后尘，也入美国籍。她说，美国虽然问题不少，还是可以住一住的地方。

事情早已过去了。乘纪念邓小平的机会，说这麽一段往事。也许能给人一点启发。

（全文完）

补记：法拉奇于2006年九月十四日午夜在故乡佛罗伦萨逝世。享年七十七岁。当时我写了一篇悼文。除前文已经介绍之外，补充如下：

她采访瓦文萨，曾经碰到困难，拿不到签证。她在1982年一月十八日给我的信中
，抱怨波兰给德国《镜报》发签证，不给她。很愚蠢。她甚至说，瓦文萨也远不聪明。

她访问霍梅尼时，特别穿穆斯林妇女穿的披风。她问霍梅尼，“你穿着披风，怎末能够游泳？”霍梅尼答称，你没有必要穿披风。法拉奇当场把披风扯下。霍梅尼大怒，拂袖而去。

有人形容法拉奇的访问是一场决斗。她自己说，每次访问，她都留下自己的缕缕灵魂。六七十年代，访问风云人物可以说法拉奇独创一格。《洛杉矶时报》说，“没有哪个世界性人物，能够对这位新闻记者说不。”

她在1972年对基辛格的访问尤其令人难忘。基辛格可谓老奸巨滑，却不是法拉奇的对手。她迫使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前国务卿承认他跟法拉奇的谈话是“他跟报界任何人谈话最具灾难性的一次。”在基辛格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时刻，法拉奇把他比作引导车队，却单骑向前，独自走进市镇的牛仔。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次谈话损害了他同尼克松的关系。

法拉奇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越战，以巴冲突，等等。1968年奥运在墨西哥举行前夕，在拉特罗尔克大屠杀中，她被乱枪击中三处。墨西哥武装部队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托下台阶，以为她已死亡。但是她活了下来。从此对墨西哥人印象不佳。

法拉奇没有结过婚。她曾钟情希腊抵抗军人独裁政权的诗人亚历山德罗斯.帕那古利斯。此人曾因企图暗杀独裁者帕帕多普罗斯而被捕，并受酷刑。他在1976 年死于车祸。法拉奇坚持他是被军人集团谋杀的。她的名著《一个人》就是以帕那古利斯为原型写的。她把这本书送给我，并且签了名。

法拉奇得过无数奖项。她的著作译成二十一种文字。这位颧骨突出，披着长发，喜穿黑衣，一支接一支抽烟的女士在曼哈顿东城有个寓所。早在二十年前，她就告诉我，怀疑患了喉癌。那是一场虚惊。可是后来她果然患了乳癌。她同癌症作了顽强的斗争。病重后，她回到故乡。在那里，这位少年时就参加了抵抗法西斯运动的天才记者与世长辞。我还保存着她亲笔写的长信和一些照片。写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