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蒋大宗1922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44年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和工学院同学15人一起应征从军，于2月16日同一架飞机飞赴印度中国驻印军新38师任翻译官和技术军官。当时部队已开始从印度反攻缅甸，越过了印缅边界的野人山，下到胡康河谷，攻打孟关。到前线后，我被分配到工兵营，大宗被分配到师部军械处。军械处分管通讯器材，当时已有一位联大1940级电机系老学长云镇在那里负责，他从军较早，已晋升中校，我们都尊称他为云大哥。通讯在军中是大事，大宗的到来为云大哥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共同努力为军中通讯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

当时军械器材皆由美方供应，因为认为中国军队没有能力修理，故也不发给修理工具。一场战役下来，通讯设备不少损坏，有些能修的也要往上送，既浪费物资又费时误事，因此云大哥就尽量自己利用仅有的一个万能表和火烧烙铁修理一些。大宗的到来大大加速了这个进度。美方发现送交的待修器材越来越少，经过了解才知道师部已自己修复了很多，感到意外，这才对中国军队另眼相看，发给若干新的先进修理工具和设备。

1944年5月下旬我军进攻孟拱期间，114团奉命从东部丛林辟路迂回攻取巴棱杜，截断孟拱与密支那之间的联系，途中无线电收发报机出现故障，情况紧急，大宗奉命立即前往处理。到后经检查该机能发不能听，发报机是用手摇发电机发电，接收机则用干电池，经换用空投来的新电池，仍无动静，只得拆开电路，一点一点用万用表检查，直到深夜检查到最后一级一个很小的音频变压器的线圈不通。那变压器是密封的，按规定这种零件现场无法修理，必须送美方上级维修站换新的。第二天向团长汇报，团长要求尽可能现场解决，于是大宗与通信班长商量，找到一个火烙铁和煤气炉，焊开电路，卸下变压器，再打开密封，终于发现在引出线头不远处有一处细铜丝已泛绿锈蚀，于是另找一根线焊上，结果问题就解决了，与总队中断3天的无线通讯终于恢复。后来回到师部后上报美方上级维修站，得到了高度的嘉许。

当时还要经常冒着炮火去前线检查，历经不少风险。最难忘的一次是刚到前线不久，1944年3、4月间，随云镇大哥到一个河边重炮营阵地去处理观察哨和炮阵地之间的对讲机通话不好问题。到后检查才知是对方未调到同一频率，那是一种新发的对讲机，经过短时训练问题就解决了。营长留他吃完饭再回师部，不久听到远处一声爆响，营长警觉地派一士兵去那里听动静，突然又一声巨响，眼前一片烟雾，四五个人本能地一转身就扑进了后面的一个掩蔽部。接着四周连接十多次炮击，震得掩蔽部里泥土沙沙下落，幸好未正中炮战。原来日寇据点有4门150大炮，第一次试射经计算调整后再正式发射，攻击我炮兵阵地。这次云大哥和大宗倒是有惊无险，但炮兵营长等三人却受了重伤，派去探听响声的士兵不幸阵亡。

当时美军有一种一人可以手持的轻便步话机（wakie-talkie）,是二战期间美军的新发明，应当是今天人人都在用的手机的前身，当时是一种尖端设备，不配给中国部队用的。但在战场和我军并肩作战的美国麦支部队战斗力很低，和凶悍的日军作战时往往一触即退，甚至被包围，皆由我军去救援。他们退却时为减轻身负重量，往往将一些装备包括步话机随地抛弃，因此我军捡到了几部。经检查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无法使用。后来通过一些友好的美国士兵用战利品交换，才弄到说明书并帮助换到同一频道，配发了专用电池。孙将军将这几部步话机发给了前锋部队，发挥了不少作用。

带领学员到后方学医

1944年8月缅北要镇密支那光复，时值雨季，部队进行整修，当时从国内调去印缅已有步兵5个师，重新编组两个军。新一军辖新38师和新30师，孙立人升任军长。云镇和大宗上调到军械处，我也由工兵营调到军翻译室。至此我和大宗同在军部经常见面，但时间不长。因在上半年由国内发起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派赴到印缅一些新从军知识青年，分配到新一军者有800多人，在密支那组织教导总队，进行培训。孙军长决定遴选有高中程度者10人去雷多第20美军总医院培训医务人才，派大宗带队前去，学习时间8个月。9月初即出发前往，自是大宗即离开前线到后方医院去了，我们再未见面。

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雨季一过10月15日我军继续南下八莫、南坎，于1945年1月28日打到中缅边界缅甸一侧的芒友，与国内怒江反攻的滇西远征军会师，自此滇西日寇被逐出国境，中印公路亦告打通。紧接着我军又直扑腊戎新维，到3月31日与东线英军会师于曼德勒之东的乔梅，至此我国承担的缅北战役告一段落，进行休息整顿。5月起陆续空运调回国内至广西南宁，准备攻打雷州半岛，打通南海出海门户。不久815日寇投降，转调广州受降。这个期间我被派在密支那机场管理部队空运。一直到7月15日全部部队连伤病员都空运回国，我才随军部留守处车队沿新建的中印公路经过7天行程返回国内云南沾益的军留守处待命。9月才奉命随留守处将全部留存军械物资车运贵州转广西南宁，换船去广州。到广州已是10月中旬。军部驻在沙面，军翻译室撤销，我被分配到军务处。到后才知一些从军同学已离开部队了，大宗这时也已请假回上海探亲，自是就无联系。

解放后重逢

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天忽然来了3个人找我外调。那时我已因缅甸从军那段历史理所当然的被打倒，成了逍遥派。那3个人轮流向我问“蒋大宗是不是美国特务？”“参没参加国民党？”我都据实作了否定的答复。看到从我嘴里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一人忽然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手拍桌子，大声喊叫：“他和蒋介石有何关系？你必须老实交代！”我先是吃了一惊，后才忍不住在肚子里暗笑，但仍冷静地回答：“我知道他们都姓蒋，但蒋介石是浙江人，蒋大宗是江苏人，他们之间是否还有宗亲关系我就不知道了。”最后那3个人一无所获，悻悻然离去，而我却得知蒋大宗已由上海交大转去西安交大分院，也未躲过文革那一劫。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才又开始有信书联系。2004年4月25日清华校庆日，这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学校欢迎值年校友返校庆祝，我和大宗、宁大年、梁家佑、江今俊、陈柏松等同赴印缅从军健在校友皆相约前往参加。大家战后相别已50余年，当日少年而今白发，欢聚一堂，无不感慨万千！我们这一级的特点是征调从军抗日，校友会安排大宗在纪念大会上发言，大宗因在军中时长期带学员在后方医院学医，对战事经历不多，故推荐我发言。我事前做了一些准备，不完全统计当时清华和西南联大校友在老校友孙立人将军统帅的新一军从军者竟有36人之多。我概略地介绍了大家在军中的情况和印缅战场歼击日寇的辉煌胜利，不料竟占用了两个小时，把别人发言的时间都挤掉了，至今犹以为憾。

2005年重庆市史迪威研究所和成都美国领事馆联合举办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学述讨论会，邀请中、美老兵们参加，成都新一军老兵徐文同志来信告我提名单。我把同去印缅新38师从军同学幸存的名单都提上去了，9月30日到重庆与会的却只有我和大宗，宁大年三人。在会上海峡两岸与会中国驻印军老兵聚会座谈，相约共同努力办好两件事：发掘和恢复印缅抗日的光辉历史和吁请广州市政府尽快恢复当年新一军自印缅战场凯旋归国时在广州修建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这座公墓是为纪念牺牲于国外印缅战场2万7千名抗日烈士所建，已为战争和文革中毁损殆尽了，（在1993年被市府定为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并约定次年清明两岸各自组团同去广州扫墓。

2006年清明节4月1日，大宗和我、梁家佑、宁大年、江今俊都参加了大陆扫墓团到广州，与台湾的海外老兵回国参访团共同扫墓，并和市府呼吁抓紧恢复。当时市府答复：已规划决定迁建至长洲岛，自是之后我和大宗等为上述两件事坚持作了不少工作。2008年和2010年海内外老兵们拟编辑“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和“二战名将孙立人将军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两书，大宗皆积极响应，参加编委会，提供稿件。公墓问题更是每年都有向广州市府的呼吁交涉函件，大宗也多次提出建议。其关心印缅抗日阵亡战友的崇高精神令人感佩！

学术成就

校友们相聚，由于专业不同，各自在工作方面的情况一般互相只知道大概，很少深入询问。我只记得2004年在清华校庆会期间我曾问大宗：你是学电讯的怎么最后搞起生物医学来了？大宗说这就十分偶然了。他在上海交大是专门研究电讯的，在上海时期曾任电信实验室主任，并指导一个全国性学生社团“业余无线电协会交大分会”的工作。解放后这个协会被定为“特务组织”，因此受到牵连。1957年他随分校迁至西安后，曾任无线电系副主任，文革中被打为“美蒋特务”，虽然以后“查无实据”弄清了,但仍受到歧视，到一些无线通讯设备工厂等都不能去参观考察，感觉十分灰心丧气。1977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年底又开技术科学规划会，学校派他参加。会上遇到心脏医科专家黄家驷教授，谈起国外正兴起的生物医学工程。因大宗对电子、医学皆有所了解，故建议他参加国家决定新成立的生物医学工程组，推广这项新兴学科。回西安后大宗向校方汇报了这个项目，校领导十分重视，决定成立西安交大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由大宗任所长，开始创办。这时大宗已56岁，毅然决定转向从事这项工作。

真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宗晚年转向从事生物医学工程，以他深厚的电子科学基础，再加在军中带领学员在美军20后方总医院学习医学尤其医疗器械的娴熟经验，还有贤内助黄宗心医学博士的支持，大宗在这门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了我国生物医学新学科创始人之一，培养了数十位科研人才。2013年西安交大该科学子们出专书记载了他的成就。大宗在1978年以后即任陕西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付理事长。1988-1994年任国际生物医学工程联合会（IFMBE）执行局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会员，1995年当选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TEEE）会员，2006年当选为终身会员，2010年被授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终身贡献奖。

结束语

2011年大宗夫人在西安仙逝，他在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任教授的女儿为照顾他的独居孤寂，就把他接到北京居住，户口也迁了来，从此我们电话联系就更近便了。2013年春电话告我患膀胱癌，将去武汉医院用伽马刀切割手术后效果很好，但需继续几个疗程的放疗。10月，广州市文广新局邀请海内外老兵座谈进一步征求对公墓意见，大宗正在病房中，还积极手写书面意见一纸，力促市府抓紧落实迁建工作，交我在会上宣读转发。11月1日函告大家化疗两个疗程已顺利结束，回家继续服药观察。今年2月中旬又住院疗养，15日在病床上还发短信与大家讨论组织战友联谊会的事。17日，薛军曾往医院访问，大宗与他相谈一个多小时，精神很好，大家都很欣慰。不料3月18日晚6点忽得冬青电话告知：在网上看到一则大宗逝世的消息，可能系他学生所发，当即电话询问其女儿本珊教授，才知已于下午1：30因肺水呼吸困难不治，定于22日在八宝山与遗体告别。当即告节哀顺变，并告薛军替我和同时去印缅从军的梁家佑学长合买一个花圈届时送去以致哀悼。

大宗青年时期从军赴国外抗日，回国后在交大终身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自1946年直至2006年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达60年之久，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新学科创建者之一，为我等从军校友中在学术上大有建树者之一。享年93岁，子女3人，皆卓有成就，真可谓不虚此身矣！祝大宗安息千古！

                           王伯惠（西南联大土木系1944级） 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