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左边的雕塑是联大三位常委之一、清华校长梅贻琦本报记者 孙强摄

杨振宁的学生证

年过九旬的老校友李良驷回忆联大往事

    这是一所已经解体消逝了66年的大学，但她始终存在于很多人的心中——一部分人是曾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日子，如今垂垂老矣，却念念不忘；另一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今年距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已有74个年头，这所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因抗战被迫迁至“西南”的大学，空前绝后。在持续8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在泥墙陋室里保持知识明灯不熄。在当今国内的大学饱受诟病的时代，追忆这所仅存8年的大学所留给我们的精神气质，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的希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邀请了众多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在庐山开会。事变的消息传开，几位校长都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回校应变。平津告急，学校危在旦夕。

　　10天后，梅贻琦致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当年年底，南京陷落，临时大学被迫再迁云南。但是有600多学生退学参战或转学、回家乡，还有820名学生表示愿意前往昆明。第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7月。

　　分三路南迁

　　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当时的中国，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特有现象。随着战火逐步蔓延到华北，北方和长江下游的一所所大学纷纷迁往内陆。1941年初，战前的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迁移。

　　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分为3路，于1938年2月起程，一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到昆明；一路到广西，再经越南到昆明；还有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横跨3省到昆明，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能加入旅行团徒步到昆明的学生是经过挑选的，最终有244名体格健壮的男生被选中，11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其中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生物学系教授李继侗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即便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一路也充满了艰险：师生们在湘西遇到土匪，在贵州穿过公开售卖鸦片的集市，夜晚要么是露宿，要么睡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

　　但一路走来又是有趣的。学生们在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的调查农村状况，经济学系的采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黄钰生听见老乡唱山歌就很兴奋，两个多月行程结束，他采集到2000多首民歌。而昆虫学家毛应斗一边走，一边用网子抓蝴蝶做标本。

　　最独特的是学生查良铮，他带着一本英汉字典出发，每天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那几页，到昆明时，字典已化为乌有，单词都装进脑子里了。

　　终于走进昆明的金马碧鸡坊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跑警报

　　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在昆明的日子并不太平。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后来在一篇名为《疏散》的文章中说，跑警报成了日常的课程。

　　战火蔓延，警报几乎天天有。费教授就把翻译《人文类型》当做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家慢慢摸索出早上十点多最有可能来警报，费孝通想，一跑就得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于是一吃过早饭，他就让“太太煮饭，警报来时，饭也快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了”。

　　1940年9月的一天，日军轰炸联大，费孝通踏着砖堆找到屋子，“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成了一座破庙，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

　　“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联大的师生们都经历了战火洗礼。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那些远去的大师

　　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8月下旬，昆明。华商报记者探访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西南联大旧址。收藏有大量文献实物的纪念馆记载，联大当时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最多时拥有近3000名学生，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

　　不只是学生众多——更多的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冯友兰说，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学者，济济一堂。

　　这是联大教授的学术丰产期。还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汤用彤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问道》也问世了，冯友兰著名的“新六书”之一《新理学》也杀青。

　　而有名的也不仅是教授们——联大的通才教育将课程设置口径放宽，让学生自由选择。文法学院学生必须选修自然科学，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每科都有两三位教授同时开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学生旁听，激发独立思考。陈寅恪有次讲隋唐史，第一堂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联大教授很少有人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以开创闻名。

　　商学系教授陈岱孙后来评价说，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自由的学风并不意味着散漫。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至1946年，共有8000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既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又可见其严格。

　　被迫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

　　1994年《读书》第12期刊载了学者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较之于此前有些文章只限于对联大历史的追忆，谢泳认为，联大的成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其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合作的典范。

　　从历史表象上看，三校南迁，设立西南联大，有一定的偶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三校南迁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来说，也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这种联合是被迫的选择，但也体现了某种优势。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返，至当年7月31日宣告结束。为感谢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1946年5月，梅贻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最后一句感慨道：“本校之存在……与抗战相始终，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

　　（本文写作参考《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大教授》、《联大八年》、《中国的大学》等书）

　　跑过空袭警报接受通才教育做飞虎队翻译九旬校友李良驷的联大往事

　　看上去，李良驷老先生怎么也不像年逾九旬的老人，可他乐呵呵地大声说：“我现在91.5岁了。”熟悉他的人老远就跟他打招呼，嘘寒问暖，然后就感慨：“李老这样的联大老校友，可不多喽！”

　　那样困难，照样培养学生，真不容易

　　生于1921年除夕的李良驷是云南昆明人。1941年，他从云南省工业职业学校毕业，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就读，最终成为中国著名的农药除草剂专家。

　　“那是很难考的，那么多教授、精英都在昆明……”8月下旬，李良驷老人向华商报记者回忆往事。当初读工业学校，是想“工业救国”，可是联大的工科很难考，“只能念了理科。”联大旧址如今是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所在地，校园的一角设立起联大纪念馆，恢复了当年平房教室的样子。教室里摆满了椅子——右侧有个比较宽的扶手，可以放本子记笔记。李良驷笑了：“你看它像不像云南特产火腿？我们学生管它叫‘火腿凳’。”

　　“那时的教室比这个破烂多了，夏热冬冷，一下雨，铁皮顶被打得叮叮当当响，有的地方还漏雨……这样困难的条件，还能照样培养学生，真不容易。”李良驷说。

　　这几年只是学习做人、做学问的基础

　　与李良驷同龄的初中、高中同学王希季，后来也考上联大机械系，如今已是著名的“两弹一星”专家。在李良驷看来，“联大培养出这么多人才，得益于通才教育。”他记得刚一入校，就听到教授们说：“你们到联大，不要希望四年出去就是专家——这几年只是学习做人的基础、做学问的基础。”

　　虽然李良驷念的是化学系，可按照联大的要求，他们也读中国通史、念法学的基础知识。“学文科的也一样，也要念一点理科的东西。”西南联大三位常委之一的梅贻琦先生说过，“通识之授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因此联大特别注重通才教育。老先生回忆说，通才教育还有个包容性，“那时能在大西南的昆明把大学办得像大学，就是学术自由，各派的观点都可以讲。”

　　“那时只知道闷头读书”

　　很难想象当年的困苦，李良驷笑称他在联大上学时为了吃饱“做过很多工种”：当过家庭教师、到报馆夜班排铅字，去电影院放无声电影胶片，甚至到银行兼差管过账本。

　　做完工回到学校，图书馆早没了位置，就到茶馆要一杯茶，就着灯火学习。“那时学习风气好，只知道闷着头读书。”在联大读书还有一件令李良驷引以为豪的事情：由于掌握出色的英文，1945年，他到美军飞虎队报到，做美军翻译，“我在部队，相当于文职人员，每天打字、派飞机记录、收发公文，甚至美军飞行员的工资也由我造册发放。”

　　从联大毕业，李良驷又上了研究生，后来在联大留在昆明的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教书，也成了教授，当过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农药研究所所长。1985年退休后，他还继续钻到实验室里搞科研，直到90岁。

　　李良驷是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的理事，“过去一共7个理事，现在剩下4个了。”就是这不多的几位老校友，“有的都不能像我这样接受采访啦！”那一代人，越来越少了。

　　西南联大大师辈出

　　这是一串闪光的数字和事实。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是联大校友。

　　1999年，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8位是联大校友。例如：物理系毕业的邓稼先，是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专家，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联大学生还有核物理学家、核武器专家朱光亚，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郭永怀，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空间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等。

　　自2000年起，中国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两位科学家。目前已有4位联大校友获此殊荣。例如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开创者黄昆，第四纪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环境地质学家、中国环境地质研究创始人刘东生等。

　　据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统计，联大校友，包括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及附中学生，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计17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