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6 西南联大口述史 西南联大口述史
“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而且感觉非常奇怪。火车站一般人都很多，来来往往乱糟糟的，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人还是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到，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何兆武，《上学记》
这是接受过我们采访的西南联大校友何兆武先生书中记述的，对于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跟随家人离开北京回家乡避难、上学的情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也经历着空前的浩劫。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发展，众多高校纷纷内迁。数据显示，战前我国高等学府共108所，多集中在华北、华东和东南沿海沿江等地区，至1938年8月，其中56所不得不停办，37所高校迁移到后方，15所高校勉力支撑。
鬼子来了，那么问题也来了。考上了大学，怎么穿越战区去学校报到，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采访中，我们总会对某些问题的回应，有一定预期，然而，很多战时经历的平民视角讲述，经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然，超过90岁的老人讲述这些的时候，或平淡，或轻松，或调侃，或将艰苦逃难讲的像游山玩水，而坐在对面的我们，被他们逗笑的同时，内心却无法平静。
近日刚刚结束在昆明的采访，参观西南联大遗址时，看到一波一波学生重走西南联大学生路，不知道他们对这段历史真正了解多少，又如何理解“刚毅坚卓”几个字，只希望他们能够最终得到点自己的而非被灌输的认识，如《上学记》里何老提到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以1938年为例，是年，西南联大招收新生1950人，生源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依次是：江苏、广东、湖南、浙江、河北，此时的这五省都已沦为敌占区。于是，各地学子，或乘“黄鱼车”、汽车，或乘船、火车，或乘飞机（当然，跟现在的坐飞机不是一个概念），或者什么也没坐，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到昆明去。
我们采访的联大校友的“上学记”也是各有奇遇，个中辛酸，现在听来，有些颇“好玩儿”，有些不可思议，更多的是，画面感和真实感，试想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背包，天天立在见不到飞机的机场栅栏旁，吹着风等飞机……
1方式 1——“黄鱼车”
所谓“黄鱼车”，是战时国民党为了出口钨砂，换取军火，经云南、贵州、广西的出路，将大量的钨砂运出去，运货的卡车司机载客捞取外快，搭载乘客，因乘客需跟钨砂一起闷在车中，谓“闷黄鱼”、“带黄鱼”，大车便被称为“黄鱼车”；
采访中，王景山、郑敏等许多校友，都是乘坐“黄鱼车”到达昆明，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宜，票价不贵，认识司机的话还不用花钱。而乘坐“黄鱼车”也是很不稳定的，比如车坏在路上或者因故不再继续前行，乘客只得另寻出路，当然，也有人经历过一路跟司机蹭吃蹭喝的“愉快”经历。
2方式2：乘飞机
龙驭球本来考上的是唐山交大（西南交大的前身），1944年入学，刚开学一个月，该校就被迫迁至重庆，学生就地解散，自行到重庆会合，龙驭球跟几位同学一起，步行一个月走重庆，在山区的庙里复课。1945年，暑假正赶上西南联大在重庆招收插班生，他报名去考，顺利被录取。
龙先生接受采访时，谈到这里，只字未提考上这联大多兴奋，马上就开始说起入学的种种麻烦。首先便是怎么去昆明的问题。因为战乱，当时他已经和家里失去了联系，日常花销主要靠学生贷金。贷金数量多少是教育部根据一斗米多少钱的市价来制定的，基本能保证学生不挨饿。若用于其他生活支出，就有点儿紧张，充作旅费，则是基本不可能的事。但是龙先生运气不错，居然有人帮他拿到了一张去昆明的机票。
可能人家觉得，坐飞机是因为有特殊关系。其实不是。我转学考取西南联大，那些同学都支持我去，凑了一点钱，但也很少，大家都没钱。在重庆，我有个高中同学，他没有念大学，他说他认得那个飞机场的人，他替我搞一张票。他那个票也不知道怎么的，没有日期。他就说，你每天到那个飞机场去等，这个票什么时候让你走，你就走，也没有机会让你待着。所以我就拿着这个票，每天去飞机场等。等了一天没有消息，就回去。我另外一个同学在重庆做事，晚上我就在他那里打地铺，在那里休息。白天继续去机场等。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可能有十几天。后来有人说你可以走了。就这么坐飞机过去了。
就这样，龙驭球顺利抵达昆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虽然还有分不到宿舍、连续数天睡在桌子上、没有裤子可换、染上传染病等种种入学后的麻烦等着他，但他总算及时抵达。而多数人并没有他这样能一站直达昆明的运气，他们往往要辗转几个地方，甚至绕道国外，才能到昆明。
3方式2：火车-轮船-火车
关英生于1923年，广州人，一直立志为抗日贡献力量。1938年，广州沦陷，关英还不到十五岁。她的初中老师要去解放区做抗日工作，关英也跟着去了。走到广东恩平县，去解放区的路被封锁，他们便留在当地做老师，同时帮地下党宣传抗日。教了一段时间的小学六年级数学之后，关英还是想去读书。她和已经避乱前往香港的父亲协商，声明，回家可以，但是不想在香港念书，要去昆明。父亲应允了。
当时我提了一个条件，我说我不在香港念书。那个时候北大、清华、南开已经在昆明建立西南联大了，我哥哥在西南联大念地质系。我说我回香港可以，但是我不在香港念书，我要到云南去。我爸爸答应了。
所以大概在1939年的5月左右，我就离开恩平到香港了。到香港在一个学校里面念了两个月的高一，就7月了。我跟我爸爸讲，你答应我到云南昆明找我哥哥的，我现在就去。所以7月，我跟我的弟弟两个人，我们就一起到云南。通过越南海防，然后坐昆明那小火车就到昆明去了。
当时有许多西南联大入学新生也不得不选了关英的这条路线，因为是比较稳妥保险的选择。
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徙到昆明时，曾经分兵多路，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支。一支是由两百多名联大男生组成的步行团，他们的路线是从长沙出发，行经湘黔滇三省，步行四十天后抵达昆明（关于这次著名的长征，查良钊评价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长征之一。我们会在后续文章里细细道来）；另一支走的就是关英走过的这条路线：先坐火车去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去越南海防，在海防换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去昆明。
但这条路线因为辗转，容易染上疾病。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曾在取道这条路线时得了疟疾，只得带着高烧参加了入学考试。而且这条路线比较费钱。家境普通或者无人资助的穷学生，是选不了这条线的，他们只能用搭车、走路甚至骑驴的方式去昆明上学。
4方式4：步行
郑葆芬，浙江慈溪人。1937年，她在上海中学读书，因为战乱，学校解散。她又考进宁波中学读书，两年后，学业再次因战事中断。郑葆芬只得与同学一起去往大后方，继续学业。
我们四个女同学，没钱坐火车，就这么一路向江西走。白天走，晚上睡在草地上。也没有旅馆，只能在草地上睡。身上稍微背了一些穿的衣服，走了4天4夜，最后到了江西。
到了这儿可以走水路，不要我们钱，我们坐船，一站可以到南昌。到了南昌我们四个就分开了。那时我哥哥在成都，刚刚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他寄一点钱给我，我就跑到哥哥嫂嫂在桂林的家里。在桂林住了两三个月以后，西南联大在衡阳招生。那时候是三四月份。我就一个人从桂林跑到衡阳去参加考试。我本来没想考，因为我高中还没毕业，还只念了两年，哥哥鼓励我考，我是以同等学历考上的。
考取以后，哥哥的朋友跟我一起跑到贵阳，到了贵阳，他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到昆明怎么走呢？四川到昆明有条公路，我就跑到公路上，公路上有运货的大卡车，我就跟他们讲，能不能搭我去昆明。有一对夫妇答应送我。他们的卡车装了很多货，我就睡在这个货车上面。这一路上都是山，有的山很高。汽车要跑24道弯，转来转去才到下面，走了7天7夜才到昆明。
“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何兆武，《上学记》
—MEMORY BANK —
本期执笔：张力文/王甜
主编：王甜
编辑：王业璇 黄慧
摄像：邢军
出品：
中国传媒大学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西南联大项目组
资助：
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声明：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清华校友总会服务号
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