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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1919年—2005年），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考取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研究生，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194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学位，而后在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在北大物理系教书；自1977年起，先后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名誉所长；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黄昆从理论上预言了与晶格中杂质有关的X光漫散射，后被称为“黄散射”；

与爱丁堡大学教授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与夫人A.Rhys（李爱扶）一起提出了多声子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以“黄—里斯因子”著称于世；

提出了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当时提出的方程被称为“黄方程”；

与朱邦芬院士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1959年，黄昆和夫人李爱扶游览北京长城

今年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诞辰100周年。

在7月10日举办的第22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上，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作了题为《一个大写的人和中国半导体物理及固体物理的奠基人——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辰》的报告，回忆了黄昆先生做学问、做事、做人的点点滴滴。

“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

“黄昆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朱邦芬回忆道。

黄昆每经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生怕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坚决反对有的人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

朱邦芬说，黄昆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然后作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他对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很不以为然。他的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在科学上作出贡献”。

“黄昆先生这辈子就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他带了半导体所理论组一共十几个人，申请了3年一共6万块钱的经费。他特别珍惜国家的钱，但花自己钱却不太在乎。”朱邦芬说。

“和他关系越密切，‘吃亏’越大”

报告会上，朱邦芬说，黄昆考虑问题总是从全局利益和合理的布局出发，从不为本单位、本部门谋取不合理的科研经费和设备。

因此，和他关系越密切，往往“吃亏”越大。

黄昆在评价一个人时，从不以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亲疏为转移；相反，他往往对与自己关系越密切的人，要求越严格。

据朱邦芬回忆，黄昆担任评委工作时，不管是评奖还是评经费，毫无国内某些人的门户意识，也不为本单位、小团体争什么利益。黄昆很少给人写推荐信，一旦要写他都亲自动笔，所写意见实事求是，吝于夸大之辞。

黄昆审稿和审查研究生论文时也十分认真，把这看作是扩大自己知识面的机会，同时他往往会不客气地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研究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工作在学术上的意义吹得过高，黄昆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学风问题，并要他的导师对此引起注意，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反对灌水”

朱邦芬说：“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反对灌水，他觉得意思不大的一些著作往往被他自己束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

黄昆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他非常不赞成有的人文章发表了许多篇，却没有真正解决一个科学问题。

黄昆回国前，在英国6年发表论文十几篇，还基本上完成一本专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高产。他认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必须要全力以赴，一年才能完成二到三项研究，自己在英国6年的研究，是尽了全力的。

“相反，国内许多人一年完成十几乃至几十篇论文，他一方面对这些人的干劲很佩服，另一方面，对这些论文的学术上真正的含金量，存有疑问。”朱邦芬说。

黄昆做研究，喜欢事必躬亲。

国内流行一种说法，科学家有多种类型：有的人是帅才，有战略眼光，能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人是将才，能带领一批人攻克难关；有的人是兵，只能自己一个人或一个小组，在第一线冲锋陷阵。

朱邦芬表示，黄昆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

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

“拒绝署名，认为自己没做具体研究”

“多量子阱系统中光学声子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这项研究，题目是朱邦芬提出来的。后来黄昆和朱邦芬各用一种方式进行了推导，最后由黄昆撰写论文。

“他用家里的打字机打了40多页，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当时凝聚态物理界并不流行通讯作者的说法。他认为这项研究是我提出来的，并作了主要推导工作，只是在最后投稿的时候我把他的名字提到前面了。”朱邦芬说。

另一篇论文“超晶格中的光学声子”一文，是朱邦芬根据黄昆1950年的一个模型做的。

其间，黄昆多次参加讨论，并对初稿多次仔细修改，但在自己名字上打了一个叉，拒绝署名，认为自己没做具体研究。

朱邦芬还回忆道，半导体研究所物理室有一项研究成果“砷化镓中氮及氮—氮对束缚激子的压力行为”，实验和理论都是在黄昆的倡导和支持下作的，特别是理论研究，主要是黄昆指导学生做的。

这项工作做得较好，作为1985年半导体所成果上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但是，黄昆自始至终坚持不让写上他的名字。

“律己极严，对夫人也要求严格”

在朱邦芬看来，黄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占国家一丝一毫便宜。他自己支付了大量国内外工作信函的邮资，从不领取出国的制装费和补助费；他因私事不得不打电话和用车时，必定交费。

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按规定可以定级为“一级教授”，但黄昆主动要求自己定为“二级教授”，觉得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

1984年，黄昆作为“斯诺教授”访美。他省吃俭用，将外方资助生活费节余的钱购买了一台全自动幻灯机及调压器，给半导体所对外学术交流用。

1986年2月，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究所举办庆祝弗洛利希八十寿辰学术会议，邀请黄昆参加，并提供他500马克生活贵。

结果，黄昆把结余的近400马克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供研究所外事处的同志工作用。

黄昆不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他的夫人李爱扶也是这样。刚当所长时，半导体所亟需一位英语口语教师，有人提议把李爱扶从北大调来，因为她是一位理想的英语教师。

黄昆坚决反对自己的亲属在自己领导下工作，认为至少应该避嫌。

“生活简朴，酱豆腐是黄昆夫人吃饭的‘保留菜’”

朱邦芬说，黄昆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家是一套60平米小三室的单元房子，地面是水泥砖，没有任何铺设。

大间房间的面积约18平方米，是他们的客厅、卧室兼黄昆的办公室。房间很挤，放着一张双人床、两个简易沙发、一个油漆早已斑驳脱落的旧写字台和两个小书架。

“黄昆家中的‘自由’空间狭小，每次我去黄先生家里，坐在简易沙发上时，李先生就坐在黄昆写字桌旁的椅子上。当客人多于俩人时，他们的床上就得坐人了。”朱邦芬回忆。

有段时间，为了接待几位老同学来家里聚会，他们想方设法，把双人床的四条腿用木板垫上，木板下面安上滚轮，等客人来时，把床推到一边，腾出待客的地方。

当问他们为什么仍住在50年代修建的狭小而陈旧的房子中时，李爱扶总用她那略带英国口音的普通话说：“只要我们住着舒服就行。”

他们对饮食很不讲究。上世纪90年代，李爱扶比较注意黄昆的营养，每顿正餐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荤菜常常是烧一锅红烧肉，吃上几天。汤经常是西式的素菜浓汤，把土豆、胡萝卜等用食品加工机搅碎，加上西红柿等熬汤。

朱邦芬好几次看到酱豆腐是李爱扶吃饭的“保留菜”，菜不够时就吃酱豆腐。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科学家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报告会快结束时，朱邦芬同样用这句话评价黄昆。

“意志纯洁、公正不阿的判断、珍惜国家科研经费、极端的谦虚、学风纯正、律己极严、生活上特别容易满足、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黄昆。”朱邦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