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张世英先生和夫人、女儿合影

张世英先生(右三)和弟子们合影。右一为本文作者李超杰

张先生的若干弟子把先生拉进了一个微信群，名为“向张先生学习”。晚年的先生听力不济，于是，这个群就成了我们师生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一直惊叹于先生思维的敏捷和思想的与时俱进。当他在群里发声时，总是用词讲究，正如他一生的文字一样，每每令我们这些弟子汗颜。2020年9月10日的教师节，我们这些弟子和往常一样，早早发出了祝贺的微信。我们一直期待那简洁而平等的回复：谢谢！祝学友们事业有成！然而，这一天，我们迟迟未收到先生的文字。9时21分，收到了先生爱女晓嵋的微信：“超杰，我爸爸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抢救。”闻听此言，心中咯噔一下。放下手中的工作，即刻动身前往。10点53分，从晓嵋处传来噩耗：“爸爸已经走了。”不敢相信，可爱、可敬、可亲的先生，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赶到医院时，先生安详地躺在急救室里，身体还是热的。晓崧的妻子甚至说：他的嘴好像在动，是不是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由于疫情的原因，春节后一直未能面见先生，甚至在5月20日先生生日时，我们也只是通过微信为先生祝寿。先生的留言是：“谢谢各位学友！祝各位前程万里。”今年端午节，我们祝先生节日快乐。先生的回答又是：“谢谢。祝各位学友节日快乐，前程万里。”

作为哲学爱好者，我们经常会谈到死亡。但我们往往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作为日常此在，我们总是倾向于以一种非本真的方式看待死亡，即把死亡作为一种熟知的、和自己无关的偶然事件来谈论：虽然人难免一死，但离自己还远着。更有甚者，人们似乎还有意地掩盖死亡的可能性。不但我们自己，而且社会上也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佳话：北大哲学系是长寿系。有些时候，这甚至成为哲学系招生广告的一部分。的确，北大哲学系出现过一批长寿的大师：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等人都是90多岁，85岁以上的老师更是寻常。我们一直期盼张先生为我们打破一项系史记录。然而，事实上，学贯中西、洞悉人生真谛的张世英先生，对此却极为淡然。记得最后一次面见张先生是在2020年1月15日，我和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兄一同前往。那时，先生正值一次患病的恢复期，虽然坐上了轮椅，但精神依然矍铄，思维一如既往地清晰。可是，临别之际，先生十分平静地和我们说了一句过去从未说过的话：“我年事已高，是和你们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还和先生开了玩笑：“是要再见的。”然而，今年这个教师节，我们真的和他再见了。此时此刻，思绪难以平静。和先生在一起的桩桩往事，仿佛历历在目。下面，仅就三个主题谈一些我和先生长达30余年的交往经历。

一、作为“老师”的张先生

初次见到张先生是在1981年。当时，我在河北大学哲学系读本科。那年春季学期，系里邀请中西马三个方向的国内著名专家讲学。张先生讲授的内容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此之前，虽然上过西方哲学史的课程，对黑格尔哲学了解一些皮毛，但并未读过黑格尔的原著。张先生把《大逻辑》和《小逻辑》结合起来讲，而且讲得深入浅出，使我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考张先生的研究生。天有不测风云，在考研前夕的体检中，我被查出了肺结核，错失了当年考研的机会。直到五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成为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新黑格尔主义。当时的北大外哲所名家云集：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先生、海德格尔的学生熊伟先生、哈佛回来的任华先生。当然，还有我心仪的导师——黑格尔专家张世英先生。

张先生是在西南联大期间通过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与黑格尔结缘的。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即由贺先生指导，题目是《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在以后70余年的时间里，张世英先生的研究重点有所变化，但他从来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离开过黑格尔。纵观张先生几十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鲜明特点：第一，研究范围广泛。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几乎所有部分均有深入研究，并且均有相应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第二，研究视野开阔。前30年，他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研究黑格尔；后30年，他基本上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审视黑格尔。第三，注重概念分析。由于受过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先生的亲传，张先生对黑格尔的解读总是逻辑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他每每能够让黑格尔说中国话，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第四，国际影响巨大。他的黑格尔研究曾对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迪欧产生过重要影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更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西方人不了解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他们就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

入学之初，先生对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学好外语，二是要读原著。其实，这是北大哲学的老传统：重视外语，重视原著，重视哲学史。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以晦涩难懂而著称。我曾经和许多师兄弟一样，向先生请教读书之法。先生经常说的是：哲学学习，关键在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照本宣科。我还会继续追问：具体怎么做？先生耐心地说：首先，要先了解一个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和某本书的“大意”，从而获得理解的必要“前见”；其次，不能图快。哲学经典一定要“精读”，要一段一段地读。每读完一段，就把书合上，在心中总结该段的大意，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开始时，觉得这种读书法太“笨”，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了。直到今天，读哲学经典的时候，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做，而且，我也要求我的学生这样做。这就是学术的传承吧。研二的一天，我去拜访赵光武先生，那时赵老师兼任北大研究生院院长。闲谈中，赵老师提到了硕士研究生可以直接攻博。于是，在征得张先生和外哲所所长陈启伟先生的同意后，我参加了英语和专业课的考试，并于1989年转为张先生的博士生。开学之前，张先生对我说：考试通过了，并不意味着你的能力真的过关了。于是，他交给我一篇他写的《海德格尔与道家》的学术论文，嘱我译成英文，并对我说：这算是对你的“复试”。我不敢怠慢，在假期完成了这个作业，并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先生的训斥。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得到了张先生的赞扬！心中不免有些得意。

八十年代中后期，正值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从德国古典哲学延伸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张先生对我说：你既要打好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又要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经过和先生协商，我的专业方向转为狄尔泰哲学。在中国哲学界，狄尔泰哲学当时几乎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张先生要求：必须强化德语学习，甚至要把德语变成第一外语，直接读狄尔泰原著。于是，博士阶段，我用一年的时间参加了北大德语中心的强化训练。实际上，自从我1987年进入北大外哲所，张先生就不给学生上课了。虽然有些遗憾，却为我提供了更多向张先生当面请教的机会。在我五年的研究生生涯中，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大多是在他中关园的寓所进行的。每当我读书遇到问题的时候，便被特许去他家请教。有趣的是，每当我向他提问的时候，他往往不急于回答，而是先问我：问题到底在哪里？你对那个问题有没有一点想法？虽然张世英先生几乎是和我同时涉猎狄尔泰哲学的，但我每每折服于他对很多问题的精到见解。这当然得益于他深厚的哲学史功底。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先生的要求非常严格。记得有一次他以次子晓崧的一件往事提醒我：论文如果马马虎虎是过不了他这一关的。据说，晓崧写的一篇东西不能令他满意，他气愤地将之扔在地上，扬长而去！当然，我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1992年博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不仅是张先生的学生，而且成了张先生的同事，与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令我终身难忘的经历是：我为张先生的“哲学导论”课做助教。上个世纪末，北京大学进行教学改革，鼓励知名教授开设本科生课程。这实际上是北大的老传统。记得2001年秋季学期，哲学系请八十高龄的张先生为哲学专业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这在当时可是系里的一个大新闻。系领导找到我，嘱我带着两名研究生为张先生做助教。我真是喜出望外。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张先生一门完整的课程，而且和他一起参加讨论，为学生答疑。熟悉张先生的同行们都知道，张先生的文笔清楚流畅，讲课形象生动。但人们也许不知道，为了让学生听懂并喜爱哲学这门高深的学问，他在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凭着他的哲学功底，给本科生上课还需要认真准备吗？张先生亲口对我说过：从年轻时代开始，不论给什么样的学生讲课，他都有一个习惯：课前一定要认真准备讲稿，而且，上课头一天他一定要把讲稿的内容烂熟于心，甚至要“背下来”。其实，这次讲授“哲学导论”之初，先生就有一个“野心”：抛开已有的教材，撰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哲学导论》。准备讲稿的过程，是整理他自己哲学思想的过程，同时也是展开新的哲学运思的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的“导论”课，成了系里的“明星课”。同学们都为有机会聆听张先生的课欢欣鼓舞。张先生住在中关园，离教室有一段不长的路程。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和先生在一起，这些“粉丝”同学们发生了“争执”：由谁负责接送张先生上课。最后，大家只能“排队”，轮流接送，一时间，成了北大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课程结束，令人期待已久的《哲学导论》也横空出世。在当时的学术界，这是一件大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哲学界没有一本像样的《哲学导论》。讲基础课的老师们苦不堪言，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张先生的《哲学导论》早已成为很多大学哲学系的指定教材和参考书。关于先生这本《哲学导论》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已有专门的研究。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波教授在《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4期发表的《从“原理”到“导论”：哲学基本观念的变迁》、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法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刊发的《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对此有专深的研究和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二、作为“主编”的张先生

哲学研究不是一个人的事业，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通力合作。而报刊杂志和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张先生做过多种刊物和丛书的“主编”。据我所知，先生第一次的“主编”经历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这个专刊创立于1954年，刊头由著名哲学家艾思奇题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哲学刊物，在学界影响较大。编委会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社科院哲学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部分老师组成。自1958年底至1966年，张世英先生受命负责专刊的实际编辑工作。虽然这份工作是“兼职”，但张先生每周有两个整天的时间用于专刊的编辑工作。这个专刊不仅是当时学术争鸣的阵地，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了哲学家的成长基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先生在《北窗呓语》等回忆文章中已有所述及，在此从略。下面我想谈一下自己亲身参与和见证的几件往事。

张先生做过两类书刊的“主编”。一类是哲学研究类，一类是哲学翻译类。80年代后期，为了推进中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张世英先生主编了《黑格尔词典》。该书系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曾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这部词典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撰稿人阵容强大。当时国内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方面的很多著名专家都参加了词条的撰写。张先生本人撰写了10余万字。第二，词条内容丰富。不仅包括黑格尔哲学体系及其各个部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黑格尔本人的常用术语和专门术语，黑格尔本人的著述，而且包括黑格尔著作中涉及到的若干学说、事件、概念和术语等，凡468条。此外，在附录部分对《黑格尔全集》的若干版本进行了评介。第三，释文力求忠实黑格尔的原文、原义，并反映国内外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说，这部专业词典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应当说，为一位哲学家“立典”，不仅表明了这位哲学家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这位哲学家的研究深度。1991年，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清楚地记得，书稿完成后，张先生嘱我亲自坐着当时的绿皮火车，把书稿直接送到了出版社。我深知这本书的份量，夜里也不敢怠慢，把书稿牢牢地抱在怀里。

我们知道，张先生学术生涯的前一半主要献给了黑格尔哲学。他一直有个夙愿：创办一本德国哲学的专业刊物。在他的努力下，《德国哲学》终于诞生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无异于德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当时的一批“大家”是杂志的常客，而且，当时的年轻作者大多都成了当今哲学界的翘楚。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办这样的杂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哲学属于“冷门”，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出版社面临很大经济压力。作为张先生的助手（一度作为副主编），我见证了先生办刊的艰辛。鉴于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出版社不便说什么，但我们发现，出书的周期越来越长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转换出版社。今天，这份刊物几度易名，几度更换出版社，几度更换编委会成员，但它的“血脉”还在。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张先生主编的另一本学术刊物《中西哲学与文化》，我也曾亲身参与，几乎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哲学翻译类的“主编”方面，张先生主要主导了三项工程。一项工程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黑格尔论著选辑》（上下卷）。这套《选辑》是受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译的，并被列入1985至1990年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衰落的黑格尔复兴运动即新黑格尔主义，是黑格尔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新黑格尔主义观点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就是张先生黑格尔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张先生亲自挑选作者和篇目，亲自审定译稿，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一直到今天，这套《选辑》仍然是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我有幸在张先生的指导了，参与了这套书的翻译工作。

第二项工程是张先生和赵敦华先生一起主编《世界思想家译丛》。这套丛书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出版。一本书介绍一位哲学家，篇幅短小，质量精良。张先生和赵先生一起挑选书目，一起安排译者，一起审阅译文。要知道，主持这个几十册的丛书，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我曾经私下和张先生说过：您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要耽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先生严肃地对我说：使哲学走出象牙塔，让更多的人了解哲学、喜爱哲学，这是我们这些所谓哲学家的分内之事。张先生给我分配了两本书，一本是《弗洛伊德》，一本是《怀特海》。弗洛伊德我是熟悉的，为研究生开过这个主题的英文课程。怀特海我则一无所知。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我“恶补”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但翻译起来仍然如履薄冰。这套丛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另一项工程则是目前仍在进行的《黑格尔著作集》。中国人移译黑格尔著作已有百年历史，期间，黑格尔的若干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为中文，但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还没有中文版的《黑格尔全集》。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是中国黑格尔学人几十年的梦想。早在6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即有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的设想，并组成了由贺麟先生牵头的工作小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计划化为泡影。80年代初，该项目拟重新启动，成立了《黑格尔全集》编委会，由贺麟先生任名誉主任委员。后因种种原因该项目再次搁浅。80年代末，我的大学同学、时任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亚民通过我和张先生联系，拟请张先生牵头，组织翻译《黑格尔全集》，并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出重金用于该书的翻译、校对和组织工作。因当时贺先生尚在，由贺先生牵头的商务版《黑格尔全集》项目名义上还在，顾及师生之情的张先生没有接受河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时光荏苒。2006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德高望重的张先生以85岁高龄出任20卷本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主编。这套著作集据历史悠久、流传甚广、内容可靠的“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译出。译者多为国内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领域的专家，其中多人有德国留学背景。自2015年开始，这套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的著作集已经陆续面世，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各国编辑、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的经验看，这项工作不是一项单纯的编辑或翻译工作，而是一项有组织的黑格尔哲学系统研究工程。我们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和完成，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黑格尔学术，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三、作为“书法家”的张先生

作为当代著名美学家，张先生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一直情有独钟。他幼年临帖习字，多少有些“童子功”，但后来很少有机会拿起毛笔。年近90岁时，童心未泯的先生开始拾起毛笔，把他喜欢的中西古典名句写成条幅，既自我欣赏，又送给亲朋好友。他的颜体字，自由洒落，真是字如其人！2011年5月20日，我们几个师兄弟相约去先生家为他祝寿。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先生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职业，专门书写了条幅，并装裱好了。为社科院哲学所教授、留德博士张慎师姐书写的是：出类拔萃。为社科院哲学所教授、留德博士甘绍平师兄书写的是：为仁由己。为著名出版人严平博士书写的是：育人为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河博士书写的是：海纳百川。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艾四林博士书写的是：有容乃大。为笔者所写的是：为学为己。这个条幅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如今睹物思人，无限感慨。

先生习字起初只是觉得“好玩儿”，不料日积月累，已经颇具规模。在友人、学生和家人的“怂恿”之下，先生准备把这些墨宝结集出版。我们都非常高兴，且盼望《书法集》的早日问世。2017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先生的邮件，希望我为他的书法集做注。我当时的心情和做法，都写在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西古典哲理：张世英书法集》的“序言”中。现辑录如下：

我是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接受为张先生新作《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做注的任务的。兴奋，是因为有此难得的机会，跟随张先生重走中西方哲学之路，重温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哲理名句。忐忑，是因为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有相当难度与挑战的工作。张先生对我说：“这项注释工程需要水平和耐心。”我自知“水平”不济，但自信“耐心”有余，且不乏“爱智”的“好奇之心”，于是，“冒险”领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工程伊始，我为自己立了三条原则：准确性、学术性和通俗性。我所说的“准确性”指的不是“领会”作者或作品的“原义”，而是指：对任何一句名言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都要有“文本”依据。我心目中的“准确性”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对这些古典名句的“理解”和“解释”要尽可能体现张先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张先生对这些古典名句的“选择”绝不是偶然的和随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名句构成了张先生自己的“中西方哲学史大纲”。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不仅查阅了相关中西哲学名著，而且重读了《张世英文集》的相关内容，有些注释直接采用了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该书所辑哲理名句多出自中西方“大哲学家”。它们不仅是这些哲学家个人思想的精华，而且是各自“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了在“方寸之间”追求注释的“学术性”，我“希望”自己的“格局”要尽可能地“大”，“视野”要尽可能地“宽”。我的理想是：每个文本不仅在哲学家的整体思想中得以把握，而且在中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得以审视。这样，人们看到的这些哲理名句就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通过阅读这些名句及其注释，人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个“知识点”，而且是中西方哲学的“线索”和“精神”。不可否认，自产生之日起，哲学就是一门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术活动。她所涉及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乃至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都是高深的和晦涩的。就此而言，哲学注定是“阳春白雪”。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哲学不应脱离日常生活。虽然哲学只是少数人的事业，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却属于每一个寻求精神家园的普通人。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拒斥“下里巴人”。基于这种考虑，我尽量使我的注释通俗易懂，以期更加广泛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些哲理名句，进而领略中西方哲学的无穷魅力。我的追求是：尽量让西方哲学家“说中国话”，让古典哲学“走进当下的生活”。此项注释工作是在张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先生不仅对一些注释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亲自撰写了若干条目，成为整个注释工作的“范本”。鉴于本书所辑名句横跨中西、贯通古今，每条注释又要限制在三四百字之内，注者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尽管注者尽了最大努力，注释一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四、永远的先生

今年是张先生的百岁大寿。由于疫情，我们未能举行任何仪式。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启动了《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文集》，并计划于年内出版。为了防止先生的阻拦，也为了给他一个惊喜，筹备工作一直是瞒着先生进行的。现在，书稿已经接近尾声，出版在即，先生却离我们而去了。我有时想，一向淡薄名利的先生是不是有意“躲”了起来？我想说：先生，既然“万有相通”，那么，在“天人之际”，我们不难再相见！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