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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2020-12-24 |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 · 王力》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20世纪20年代王力(左)与同学在上海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1930年,王力在法国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1931年,王力在巴黎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梁启超送给王力的对联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1936年,王力(右)与夫人夏蔚霞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8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1947年王力(右)与陈寅恪在广州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20世纪50年代王力全家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79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暮年王力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王力先生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来源:东方早报 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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