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79级

辅导员

1979年的金秋时节，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不过进入校园的过程可不是那么令人浪漫或兴奋，因为我既没想到清华大学会坐落在一片远离北京市区的、被低矮暗淡的村舍包围的、长满了蔬菜的农田中间，更没有想到北京有这么大！坐上一趟公共汽车，走啊走，走上大半个小时；换一趟破一点的公共汽车，走啊走，又走上一个小时；再换上一趟更破的公共汽车，走啊走，再走上一个多小时。路程好像无限长，周围的景色越来越荒凉，在我几乎从怀疑到绝望的时候，售票员从鼻腔里哼道：“清华南门到了！”

走进南门，路人告诉我，新生报到要到1号楼，就在这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路的尽头，还得向左拐过去一大截！——“偶倒”！！要知道我当年可是一手提着一个没有现在那种轮子的、重重的皮箱，一手提着小提琴，肩上背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背上背着一大包被褥。除了口袋里面的钱少以外，日用品和学习用品父母是尽量给我带齐，所以行李是一点都不比现在农民工进城带得少啊！

一步步地终于挪到了1号楼前，拿着“建工系”的录取通知书到处找报到台。探头探脑间，一位肤色白皙、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白边眼镜、说话文质彬彬的老师过来问我：“是采暖通风专业的吗？现在要到热能系报到了。”原来这位极其像当时电影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辅导员张健老师（“小资”在文革中可是反面典型）。虽然报到的系莫名其妙地变了，不过我一路上沮丧的感觉却一下子就变得很好了：清华毕竟是清华啊！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大学老师的形象嘛！

老师们

除了辅导员张健老师以外，第二个见到的当然是班主任老师了。被称作清华园里郭兰英的赵庆珠老师是我们空9班的班主任，我们班每次开联欢会的时候都会起哄请赵老师唱歌。那时没有现在的卡拉OK可以伴奏，而且联欢会经常还在当时很荒芜的圆明园废墟或者主楼广场前开。赵老师真功夫在手，并不怕这些外部演唱条件的好赖，嗓子一亮就可以唱起来，专业的水准常引得路人驻足聆听。

当年跟我们接触的专业的老师，最有名的两位就是彦启森教授和赵荣义教授了，但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给我们正式上过课，只给我们班讲过专业历史和发展以及带实习，彦老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之后我就读了彦老师的博士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各自给我们做专业发展讲座和实习讲座的时候，听课的感觉就是如沐春风，脑子一下子就开了窍，觉得他们讲得话怎么那么好懂，一下子就都讲到点子上了，生动、易懂，叫你一点都不会走神。当时大学刚处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初期，有些老师的课真像听天书，还不如我自己看教材明白呢，所以，从那时起我就领会到名师还真是不一样啊！

有意思的是这些名师都并非书呆子，是很有生活情趣和文体修养的。彦老师有三大爱好：足球、二锅头和金庸小说，学生期间还是校足球队长。大四暑假在金州纺织厂实习期间，已经五十多岁的彦老师竟然跟我们班的男生一起踢足球，而且横冲直撞非常勇猛，搞得我们班男生与他对阵时都不知所措，感觉自己怎么做都不合适。每次世界杯期间，老先生都会半夜爬起来看足球，比学生还high。赵荣义老师给我们班做的讲座就谈到了热舒适研究，当时我们还处于从文革洗脑中的逐渐恢复期，对“舒适”二字有负面认识，因此就有同学问赵老师：“我们到底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赵老师的爱好特长的确也是有点“资产阶级”，比如拉小提琴、画画之类的，交谊舞也跳得极好。反观当今清华的中年骨干教授、知名学者，具有类似艺术修养者已经寥寥可数了。

太学生

在我们上本科期间，研究生是凤毛麟角的。因此同学们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大学生，他们是“太学生”，比我们多了一点。不过说实话，我们对于“太学生”是心生景仰的，尤其是对那些博士生。

进校不久，班主任赵庆珠老师就安排我们班跟两位“太学生”见面座谈。一位是硕士生——后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红色资本家的亚都总裁何鲁敏，另一位是博士生——院士江亿教授。当时除了对二位“太学生”的才能和学术水平万分景仰以外，剩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江博士生的形象了。当年的江博士生留着一个傻乎乎的小平头，更引人注目的是脚上穿的两只尼龙袜子还是不同颜色的，一红一黑。而何硕士生看上去就比较正常，而且表达能力比江博士生强多了。我们就嘀嘀咕咕地说，看来学问越大，样子就越傻，科学家都得是跟陈景润一样的（当时有报道说陈景润脑子很棒，但表达能力和生活能力都不太强，曾经上课掏手绢擦鼻子却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只袜子）。我们见不到陈景润，所以就认定这位我们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就是跟陈景润一样的人。会后我们私下还讨论，我们原本的理想都是做科学家，可我们又不愿意被人认为是傻乎乎的，那么我们还要做科学家吗？

后来又听到江博士的轶事层出不穷，由于他不介意老师和学生取笑他，所以这些“光辉业绩”就一直在学生里面发扬光大。比如早晨出去跑步，跑了很远才发现自己穿着一只球鞋一只布鞋；比如经常把套头毛衣前后穿反，鸡心领开口常常在后背；说话常会念错别字，比如把“战战兢兢”念成“战战克”；不认路不会看地图，分不清东南西北；做饭时把洗衣粉当淀粉用……。但有一样大家都不得不佩服，就是他的大脑像机器一样永远处于工作状态，哪怕是抱着孩子在二号楼前晒太阳或者是在家里掌勺炒菜，都能发现科学问题。比如一眼瞥到墙上的挂钟不准了，差了几分钟，他就会思考这只挂钟在一周内能有几次赶上是准的，而且谁在跟前他就要你跟他一起思考，害得人避之不及。所以，同学们一致认为，江博士的大脑不同于常人，他把研究问题当乐趣，无论是休息时间还是工作时间，这是一个典型科学家的境界。因此，如果他没有那些不同于常人的轶事，那才不正常呢。不过这个论断往往也令人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这些人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啊！

美女同学

我们空9班有35人，女生10人，羡煞热能系的秃子班燃9班。男生住一号楼，6人一个宿舍；女生住新斋，5人一个宿舍。外校的人传说：“清华无美女，新斋少佳人”。可我们班10 个女生里面就有三个大“佳人”。佳人一号张欢，出身殷实的高知家庭，酷爱读红楼，并喜模仿黛玉写多愁善感的古诗，典型的“文青”风格。不过刚进清华的她却很朴素：两条半截麻花辫，一件没有腰身的格子衬衣和蓝的卡裤子，皮肤晒得黑黑的，活像刚回城的知青。到了高年级，却常因为“资产阶级”打扮和孤傲做派受非议和批评，也曾因我行我素留披肩发，导致班级被扣分在评先进时落榜。硕士毕业后她以30岁的“高龄”和大学教师身份当选天津市市花季军，一时变成热点新闻。但当年的“资产阶级小姐”现在已经变成天津大学教授、副系主任，而且是讲课非常精彩的教学顶梁柱，但我行我素的孤傲风格却一直没有变。

佳人二号李玢，1.73m的高挑身材。当年是一副塑料框厚近视镜，一头没有层次的齐耳短发，经常缩脖子驼背怕显得太高，走路蹭着鞋底。尽管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但因当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她只好永远穿着接了半尺裤腿的蓝裤子，不够长的军绿上衣，一双塑料平底黑布鞋。只有当她摘下眼镜的时候，我才会惊叹她的大眼睛那么漂亮、睫毛那么浓密而颀长！她的性格是公认的好：大方开朗，脾气温和，永远开心地笑，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贝齿，感染得周围的人都开心，因此大家昵称她为“大猫咪”。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当她的儿子都会下地跑的时候，在设计院的她却报考时装模特成功，体态和走路习惯完全改变，还会训练几位小姐妹在设计院的联欢会上表演时装秀。记得毕业后十周年同学聚会的时候，有几位男同学发呆地问：“这是谁呀？”有眼尖的惊呼：“李玢变成大美妞了？！”不过他们当年可没有看出这是一个长线“绩优股”。

佳人三号金招芬，上海小姐，昵称阿芬。雪肤红唇，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运动型美女。她原是校全能队的队员，但一次跳远跌断了臂骨后就改去篮球队打中锋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班有几个男生短跑老是达不了标，班长和体育委员就想了一个歪招，让阿芬跟那几位男生一起跑。发令枪一响，路人都跑来围观起哄，结果那几位男生受不了此般羞辱，拼了老命往前冲，终于完成了短跑达标任务。

阿芬从来不像多数女运动员那样横着膀子走路，她身穿一袭当时罕见但式样极简单的棉布连衣裙，也显得气质恬淡清纯。因此，她有很多的“麻烦”，不得不多次请我们几位姐妹帮她打掩护、挡驾，以逃避过多的干扰。但最令人痛心的是，她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系里任教，40岁的时候就因患癌症不幸英年早逝。我把她办公室里面的盆栽挪到我房间里，聊作纪念，还有就是能在过厅墙上挂着的研究所“全家福”里看到她的笑靥。每年开《建筑环境学》课程的时候，都会想起是她跟我一起主编了这本教材的第一版，我是在她病倒后接过了这门课。我唯有尽力地讲好这门课，才觉得能对得起老同学、老朋友。

姐妹淘乎？诤友乎？

我在班里有一个姐妹淘，李玢、阿芬、高世香和我，我是老大。四个人的性格特点是除了最小的李玢是温和派以外，另外三个都好争论、好抬杠、得理不饶人、脾气不太好。这样几个人怎么可能一直做朋友的呢？

话说这四个人中有三个爱抬杠者分在同一个宿舍，所以在每晚的夜谈争论是避免不了的，只可怜张欢和王为不得不经常忍受我们的唇枪舌剑没完没了。当年正值社会观念大变动的80年代初，值得争论的大小话题太多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右派应该不应该平反而不仅是“改正”、遇罗锦的婚姻观对不对、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穿喇叭裤是不是代表思想不好、自我人生设计是不是应该受到批判……如此等等，甚至看完一部电影都会为里面某个人物而争论一番。不过大部分话题我们的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基本上都反感某些“极左”的观点，都反感一些政治高调而口碑不好的人物，所以求同存异是可以做到的。

当时校园里最风起云涌的是学生会主席竞选和区人大代表竞选，竞选的成本很低。除了在校园各个公告栏上都贴上竞选人的简介和主要主张以外，各食堂门口每天都有竞选人在发表演讲，或者跳上人防工程入口的高台上，或者站在几辆自行车上，手臂一挥就开始演讲，瞬时就围上一大群端着饭盆的和没有端着饭盆的学生。听众会提问，演讲者不仅会回答，还可能跟听众唇枪舌剑地辩论。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当时的政治热点，而不是食堂伙食、学生住宿条件一类的问题。某些竞选人的粉丝还会跟着他到下一站去捧场。不过，当时的竞选人多是77级的学生，年龄比较大，阅历较深，对政治问题非常敏锐。有几位的演讲果然是言而有物，观点也很独到，甚合我们几位姐们儿的口味。一旦有人知道信息，便跑来呼朋引伴，听完还要大肆讨论一番。每次呼朋引伴必兴冲冲地去听演讲的便是这几位，听完后没完没了讨论的也是这几位，遂后来引为知己。而我跟张欢的交情则是因为另外的共同爱好——做本真半假的“文青”，舞文弄墨。不过经常都不是什么好学生的行为：在课堂上不听课，忙着对对子、和诗、写歌词、作曲、刻薄地点评别人的作品……。

现在想来，当时的政治课老师也真是为难。大事件的评价在舆论中已经开始变，常见的是上学期按课本这样评价一个人物或事件，下学期课本还没有来得及换，评价却是完全颠倒了。一些老师不得不照本章宣科，还有的老师是观点没有拧过来，所以政治课堂上常出现师生对立，当然是有真有假。我们的政治课上就出现过学生递条子驳斥老师观点的现象，更极端的是有人拎起书包昂首挺胸走出教室以示抗议，其他学生还鼓掌，把老师气得火冒三丈。当初自己也曾对某位政治课老师怀有很深的对立情绪，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应该理解和宽容，因为十年文革，怎么可能所有人的观念一下子都转变过来啊！

除了兴趣相投以外，我觉得几位姐们儿对我的为人处世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我们抬杠是对事不对人，吵的一塌糊涂还照样是朋友。争吵不见得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想听听对方的反驳有没有道理，考查自己的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我自己刚进大学的时候说话做事不太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直来直去，我当时认为：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你就不应该认为我有伤害你的意思。有时给男生起个外号只是觉得好玩儿，比如我曾管一个小个子男生叫做“X 秀珍儿（袖珍）”，其实我觉得跟他关系还不错才开他的玩笑，但后来侧面听说他很生气。张欢跟我第一次见面时，听到我的英语入学成绩不错，就说希望能够向我学习。其实我只是临阵磨枪学了三个月就参加高考，纯属蒙上的，所以我就说：“我是自顾不暇啊。”但张欢当时感觉我的意思是：“我只管好自己就得了。”然后她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客气啊，一见面就拒人千里？跟我深交以后才觉得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当初想必是我说话的口气是有问题而不自知的。正因为如此，有部分本班和外班的同学认为我很傲气、有优越感、嘴巴犀利。高世香和阿芬往往都会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毛病，说我得理不饶人，看人看事往往很极端，非黑即白，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且容忍度差，第一次见面都会觉得我难以接近。有一次我跟高世香争吵，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却记得她说：“你这样说，有没有想过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各人的经历、感受都不同，你凭什么认为别人都应该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听到她这句话我就闭嘴了，坐下来仔细想想她说的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认为你不对，可能只是他的问题；如果很多人、甚至好朋友也认为你不对，那肯定就是自己有问题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多留意别人的感受，多肯定别人的优点，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慢慢地再没有人认为我难以接近了。其实我发现少挑别人的毛病，多欣赏自己周围的人的优点，会使得自己更快乐，自己周围的人也更快乐，工作也就更顺利。

我觉得我的这些诤友们真的是我在大学生活中获得的一大财富，我永远感谢她们对我的帮助和带给我的快乐。尽管大学毕业后大家都很忙，联系也少了，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内心却是时时牵挂的，一旦见面便好像还在一起上课、打饭、夜谈一般地没有距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