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征镒（1937生物）

按：本文节选自《清华大学九级校友通讯》（第20期）吴征镒的文章“九十自述”的第二部分“大学时期（17岁至21岁）”，题目由编者所加。

吴征镒学长

1933年7月，我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列全榜十三名。

从1933年至1937年，我正在“弱冠之年”。那时华北实已岌岌可危，1935年何应钦和梅津签署了“何梅协定”，实已出卖了华北。志士仁人（民族解放先锋队）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1935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到次年又有了张学良的“兵谏”——西安事变，事实上日本的亡我之心已经不可遏止，而蒋介石被迫抗日之势已成。我的大学时期也就在这种形势下穿插进行，只是由于坚持“读书效国”、“科学救国”，而更加奋发努力。那时清华推行“通才教育”，一则为将来深造打好基础，二来也为了学生就业多些门路。大学一年级不分科，国文由朱自清系主任教授，英文由外文系名教授叶公超担任，其余除通史必修外，理学院的学生必须学普通化学（高崇熙）、普通物理（萨本栋），文学院学生则必读普通生物（陈桢）。就是这样的必修课扎扎实实读了一年，使来自四面八方程度不齐的青年学得“整齐划一”一些。二年级我得入生物系，但不分组，无脊椎动物学也属必修。在植物形态学班上初识吴韫珍（振声）教授，他所授的课在上课前三十分钟，已将黑板写满，学生必须先去半点钟，才能完成笔记。植物形态学在当时世界上正在开展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的个体发育、世代交替的研究，他所用的课本是美国大学课本，为张景钺教授的老师所写，还要参考欧洲的课本Strassburg所写的教科书。他讲时并不“照本宣科”，而是随时将发表在《Botanical Gazette》、《Annals of Botany》等等英、美名刊物上的内容详细介绍给学生。沈同时任助教，实验则是用自制的形态学切片。由于如此教，所以我的师兄们中有后来早期研究藻类的汪燕杰（汪振儒），完成茭白生活史的石磊和早期从事苔藓研究的王启无、杨承元，还有后来以形态学研究古植物的徐仁等等，无疑都是当时的名师高徒。三年级时我又得分入植物组，从吴师习植物分类学和本地植物。后者的教材虽是由刘汝强所编《华北植物》英文版，但分类学课上他都系统地介绍Engler系统，Wettstein系统，并参考Bessey的上位、周位、下位花的演化，和那时刚出现不久的Hutchinson系统，实已将假花说和真花说作为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的对立面全面介绍出来，跟上世界发展的形势。他的这门课，由我后来作他的助教三年，而得见其发展。他后来直接选用Hutchinson一元二系的系统讲授，除运用自己亲绘的花果解剖精图，结合当地实物讲授外，特别重视各科或科以上的大类群的系统演化趋势evolutionary tendences，将Hutchinson所绘单、双子叶系统演化树，从“条条”结合“块块”（大类群）来讲活，现在回想起来，这无疑是我们直接或间接受业弟子们后来发展的八纲系统及其“多系——多期——多域”发育的假说实源于先生的学术思想，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笔之于书。1935年，李继侗教授于年前赴荷兰进修植物生理学回国，他为植物组开设了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必修课。记得那时国际上初创植物生长素auxin的研究，他用Maximov的植物生理学的主要原理和实验方法，给学生们所设计的小而简单易行的实验，足以使他在课堂上讲得更加鲜活起来。植物生态学记得是四年级植物组必修，他选用Schimper， Warming， Haberland， Raeunkiar等名著作参考，而讲授时则用历年清华师生在北平，远达小五台山、易县等处森林群落的实际调查作为材料，系统介绍了群落学和植物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野外观察方法，尤其是以植物地理分布的观察由个体而群落组合，循序渐进的入门方法，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特别是他惯用的简易的由远及近，远近结合的讲授方式，首先掌握特定地区的植被类型和气候顶极，尤其是应用记名样方或样带，将生态学的野外图基础建立在认识植物生境和其地理分异的基础上。总之，在入系分组的三年中，打下了我今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到了1936年夏天，植物组学生又在吴师和杨承元助教的率领下，亲赴小五台山作野外考察采集，并搜集四年级毕业论文材料。此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已定为“华北的莎草科——苔草亚科的分类学研究”，为的是选一个疑难较多的类群，从切实的囊果Utricle和果颖的精确对比入手，先从优势类群入手，而后再选点深入的方法，解决苔草亚科两个属的分类问题，使之成为华北植物志的组成部分。此外，在此形势危急的四年中，除了将所开的必修课（含严楚江先生开设的植物解剖学）和选修的动物组课，包括比较解剖和动物生理全部修完以外，又读了化学系的定量分析、有机化学和地学系地质古生物、自然地理等课，从而更扩大了基础。至于陈桢先生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史，那是动植物两组的共同必修课，就更不用说了。陈师和吴师实际上从动物和植物两个方面，用达尔文进化论及其遗传、变异基础连贯起来，使学生对生物学有了全面理解，在毕业后，能走上各种有关生物的岗位。可惜那时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有，那系里是会设法开设的。三、四年级时有大半年参加学生运动就过去了，但我没有加入“民先”，仍然抱着“读书救国”论，于“七七事变”前一天，以第一个月任助教的八十元大洋的工资，参加段绳武发起和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去了大西北、内蒙古和宁夏。从此，所有的童年至青年的学习笔记、实验报告以及毕业论文所附的自绘精图便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