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特殊年代里的正能量抗争

陈修亮（1973级力学）

1975年秋，清华大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等同志，两次写信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告发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两封信转到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手中后，被毛主席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大学党委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来信的批示。由此，在“四人帮”煽动下，一场错误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1975年，部分同学在西操场合影（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上世纪70年代前半叶，“文革”尚未结束。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四人帮”横行一时，在清华大学安插了他们的亲信迟群、谢静宜，通过迟、谢操控学校的领导权，为其反动政治路线和篡党夺权阴谋服务。同时，他们大势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妄图毁灭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但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学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冰、主持教改工作的何东昌两位校党委副书记，以及广大教职员工，面对“四人帮”毁灭教育事业的罪恶行径，与广大学员汇合成强大的正能量，顶住重重压力，对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倒行逆施，开展了明里暗里的激烈抗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冰“上书事件”，作为矛盾集中爆发的表象，折射出清华大学广大师生与迟、谢等“四人帮”爪牙抗争的长期性和激烈性。这种正能量与邪恶势力的抗争，是从“四人帮”通过迟、谢控制清华大学之初就开始了的，涉及学校工作的各方面。

1973年9月至1977年1月，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强度与振动专业（强31班）学习。作为当时的在校学生，我们直接感受、参与和见证了这种教育领域的正能量抗争。

以课程设置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抵制“四人帮”毁灭教育事业的反动路线

1971年 9月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 ,“文革”在客观上已宣告失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1972年4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高校迎来了“文革”期间的一次“整顿”。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就此恢复招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我们工程力学系强31班的34名同学，是1973年9月入学的。入学前，按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要求，都经过所在省市举行的高校招生文化考试。9月初入学，时值金秋，学校为本届新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党委副书记刘冰、何东昌分别主持大会和讲话，对教学工作作出安排并提出要求。之后，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各系开始了新学年的教学工作。

课余同学合影

在三号学生宿舍楼前合影

学习开始前，相应专业的教研室把一系列教科书发给了每一个学员。在以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根据专业课程设置和学习进程，都提前将课本发到学员手里，供学员预习和学习时使用。这些课本是学校相关教研室精心编写，铅印出来的16开本。同时，根据学员学习需要，本专业教研组适时编印出突出本专业特点、深化本专业知识的加厚课本或辅导性讲义，发给大家。课程设置和课本编写所体现出来的教学大纲，充分体现了本专业教育和学习的逻辑性、科学性，配套性、完整性，课本内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保证了本专业知识必要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掌握。

三年半时间里，整个教学过程坚持了知识学习的循序渐进，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顺序，以二十几门课程的教育学习构成了我们在校学习的全过程。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的同学们先是在短暂的初等数学复习后进入高等数学、物理学习。在函数理论、微积分、电学、电子技术等大量的数学、物理学知识铺垫后，进入由静力学、动力学、运动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板壳理论、振动理论、结构力学以及电测应力分析、光测应力分析、实用软件基础、有限单元法计算等固体力学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老师呕心沥血与同学孜孜不倦相结合。

“结构力学”是我们班最后学习的课程，由余寿文老师全程讲授。他那渊博的知识和自然挥洒而有魅力的教态，以及大量的公式推导，至今历历在目。记得讲完最后一节课时，他真诚而亲切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专业以前所讲授的课程内容，都已全部讲授给大家，不同的只是没有更多时间回过头来反复训练，请各位同学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自行努力，进一步深化和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同学们清楚地意识到，他所说的“以前”，指的是“文革”之前。毕业30多年后，我们班的同学——河南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梁醒培深有体会地说：“除电脑操作稍逊色外，与现在的本科生相比，我们那时一点也没有少学。”

老师含辛茹苦、授业解惑；学生勤学好问、如饥似渴，抵制“四人帮”“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清华大学的教授、老师早已被“四人帮”之流打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身处逆境，承受着各种压力和困难，但仍然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为培养人才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前的教材不让照搬使用，教授、老师们便呕心沥血重新编写，为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教授、老师们不仅教给了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更以自己坚贞不屈的实际行动向学员传承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光荣传统。

我们在校的三年半时间里，当时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教研室的每一位教授和老师，都先后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特别是任课和跟班教授、老师们秉承蜡烛精神，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克服自身困难，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无怨无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杜庆华教授为我们的材料力学开课讲授了第一堂课。尔后，当时已年逾半百的庞家驹教授自始至终地给我们讲授了材料力学课程。尤其是在材料力学课程尚未结束，由于其它课程需要，我们走出学校，来到工厂，庞教授克服年龄大的困难，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睡上下床，继续跟班完成授课任务，休息时间还在拥挤的临时宿舍里看书，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同学们还要多。庞教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记得，他在与同学们的攀谈中，还笑着介绍了他家老人当初给他取名字的经过，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宴铜雀台，当众赞扬少年将军曹休：“此吾家千里驹也！”“家驹”二字就来自于此。

邵敏、邬淑婉老师当时都是人到中年的女同志。我们在校学习的前半叶，始终在我们班或者小组，给我们讲授物理知识和振动理论，带领我们做实验。在“开门办学”期间，和我们一起活动在“开门办学”点，一同啃工厂食堂的窝窝头。

在最后一学年里，我们学习专业课。在学校集中上课后，我们班34名同学被分成5个组，由专业课老师带领，分头到北京地区的几个工厂，结合具体工程项目的设计、制造，深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我被分在压力容器组，薛明德老师带领我们小组6名学员，来到北京高压容器厂。刚到该厂时，薛老师亲自与该厂总工程师及相关部门联系，具体落实对我们学习和实践的安排。从那天起，我们吃在工厂，住在车间外的平房里，从秋天开始，直至严冬。在此期间，薛老师结合实际，给我们讲授压力容器的类型、构造和设计制造中的力学问题。该厂生产的氧气瓶和高压换热器，就成了我们深入研究的对象，还对该厂的浮头式多管程高压换热器进行了应力应变测试计算。薛老师带领我们编写有限单元法计算程序，打制计算纸带，一起到北京邮电学院上机计算。此间，回校过程中，我们有幸来到薛老师家里，看到薛老师一家只住一个单间，大人成天忙于工作，女儿正在上幼儿园，我们顿时感到，薛老师成天为我们而奔波辛劳，该是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地不容易呀！

赴北京高压容器厂课题小组师生在驻地前合影，左三是薛明德老师

在那三年半时间里，担任我们班指导员和班主任的，先后有程宝荣、焦群英、蔺书田、陈德、杨锡芬等老师，他们除组织领导我们全班的课程学习外，还要关心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和我们同吃同住，亲密无间，为我们殚精竭虑，陪同我们度过了那紧张而快乐的岁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负责我们英语学习的基础课部的简老师，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身体有病，形象憔悴，但总是按时来辅导我们的英语学习。闲谈中她告诉我们，她还专门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咨询英语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请对方为我们的辅导读物录音，用于我们的学习辅导，真是用心良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宋•文天祥《正气歌》）。教授、老师们忠诚于教育事业，焕发出凛然正气和拼搏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欲望，鼓舞着同学们不断进取、刻苦钻研。

当时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都是20来岁的青年，懂得学习知识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和阴谋宣传的“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在广大学生心目中，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学生在教授、老师面前终归是晚辈，以学生身份去“管大学”、“改造大学”，那简直是无稽之谈！虽然有时也不得不表面上应付当时的政治斗争，但老师和同学成天投入的还是教育和学习，大堆的课程教育学习在一门一门地进行和完成。每年的寒假只放14天；每年的暑假只放40天。开校后每周只休息1天，其余6天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早晨6∶30起床集合做早操，开始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晚上10点响铃统一熄灯就寝。同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自习在专业课教室或者寝室复习或预习；平常课余和星期日学校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充满学习气氛。三年半时间里，同学们在老师的引领下，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取知识，以实际行动抵制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荒谬理论。

不顾禁令，冲破阻力，凌晨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不幸因病逝世，“四人帮”极其在清华大学的爪牙由于惧怕周总理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威望，规定师生“不准做花圈，不准做挽联，不准出校门”等等，禁止师生举行和外出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层层传达到各班级。一时间，学校内飘荡着压抑和恐怖气氛。

但是，“四人帮”的淫威丝毫无损于师生们崇敬周总理的心情，一直等待机会悼念周总理，以了却胸中夙愿。

4月3日，星期六，第二天既是星期日，又是清明节。我们班除少数同学因课题需要未回校外，其余全体同学，经过充分安排准备，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从学校工友处借来人力三轮车，载着花圈，子夜出发，手扶花圈簇拥而行。大约凌晨3时，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将花圈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栏杆前，排着整齐的队列，在班党支部副书记王长明同学的带领下，集体三鞠躬，默哀，带着抽泣和哽咽，齐声宣读了我们的悼词，向周总理表达了“将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的誓言和决心。然后，环绕纪念碑四周，观看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花篮，阅读声讨“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挽联和横幅，从层层叠叠、堆积如山的花圈、花篮和诗词、横幅、挽联中，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的巨大力量，久久不肯离去。原路返回学校时，已是“东方既白”的清晨。实现了悼念周总理的夙愿，心中有一种由衷的满足和惬意。

经当时了解，清华大学的许多班级和广大师生，不约而同地在清明节那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悼念和缅怀周总理。之后一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一文，各大媒体纷纷登载。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兴高采烈，欢呼雀跃。10月24日，全校师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

后来，党中央为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平了反，认定那是一次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抗议运动。

后语

1977年1月，我们班34名同学毕业离开学校，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36年过去，进入2013年，当年在清华大学同窗交契的34名同班同学都已年逾花甲，迈入 “耳顺”之年。由于历史浪潮的荡涤，人生经历各异。但是，不管从事哪一行业、何种工作，由于当初学校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育，36年过去，34人中，有厅级领导干部，有博士生导师，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也有在海外因事业成功而成为所在国华界名人的，更有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在技术和管理岗位上兢兢业业，含辛茹苦的默默耕耘者！如今，除1人不幸病逝外，其余大多数人退休后仍被不同的单位返聘，发挥余热，体现着可贵的社会价值。

我们班同学的实践证明：这批当年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特殊年代的大学生，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曾在不同领域，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发挥过应有的历史作用。这得益于在那特殊年代里师生携手开展的正能量抗争；归功于学校的培养，归功于教授、老师的熏陶和哺育！

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1973级（强31班）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