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87级

摘要：简历：1987年从广西考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1992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1994-1997年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副研究员、处长，2003年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环境管理硕士学位，2008年1月获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2008年3月调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任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

   简历：1987年从广西考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1992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1994-1997年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副研究员、处长，2003年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环境管理硕士学位，2008年1月获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2008年3月调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任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

   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到获得硕士学位后离开，李高在清华连续学习和工作长达十年。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除了污染治理的工程和技术之外，他特别重视对政策问题的学习和把握，努力培养和训练自己的宏观思维能力，提高自己对综合性环境政策、宏观战略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清华十年不仅储备了知识和能力，他更在意志、作风与品格上得到了锤炼。

   科技部21世纪中心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领域重要的智囊和实施机构，也是重要的对外合作窗口。这里的工作是李高职业生涯真正的第一步。他深入研究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参与编写包括中央党校教材在内的多部专著，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与此同时，他通过实施国际合作项目利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资金近1亿元人民币，还先后组织500多位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研究机构人员到国外学习和培训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及管理经验，对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地方实践和提高国内机构的相关能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的工作经历使他认识到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深刻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和全球治理对我国长远发展的可能影响。2003年经过自己的努力申请到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实现了始终挥之不去的梦想。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学制是两年，但考虑到国内工作需要，他决定挑战自己，申请一年毕业。在世界名校的严格要求面前，唯一的办法是更多的付出。面对每天排得比别人更满的课表，每周四五百页的阅读，每天要完成的各种作业、报告，他经常凌晨三四点才能休息。为节省时间经常一次把一星期的饭菜做好，放在冰箱里冻着。有限的空余时间也尽量安排听各种讲座或与教授们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讨论，因为这是了解世界的难得窗口。他还特别选修了国际环境法课程，认真学习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制度安排。在耶鲁的学习使得他的国际视野更加开阔，为此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后，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更快升职的机会而选择将气候变化作为未来工作的方向。在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编制工作后，2005年参与组建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牵头起草了多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研究报告，提出气候变化是对我国和平发展进程有长期重大影响的特殊外部因素，在国内较早系统提出了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和在国家层面抓紧全面部署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相关建议，受到国家科技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对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2005年底开始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他还牵头设计和实施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全球环境项目，组织国内数十家相关领域的权威机构和几百位专家参与项目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有力支持了国家气候变化领域相关决策。2007年牵头组织起草《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对到2020年的气候变化科技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

   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出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上急剧升温，并演变成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谈判进程明显加快，2007年底的巴厘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减排压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成立了温家宝总理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20多个中央部委组成。国家发改委决定组建应对气候变化司，归口管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08年3月李高谢绝原单位领导的极力挽留，奉调国家发改委，工作重心转向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踏上了职业生涯中一个更重要的平台。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环境、外交等方方面面，对综合素质要求极高。为做好相关工作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相关知识，加上之前坚实的积累，在实践中迅速成长。同年8月李高作为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带领10多个部委和单位约30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谈判会议，与发达国家逃避责任、分化发展中国家的企图和对我国的无端攻击进行了坚决斗争，被各方称为“中国的新面孔”。

   2009年国际政治的关键词是气候变化。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全球瞩目，119个国家的领导人和4万5千人参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进行了一次空前激烈的较量，斗争几近白热化。我国为哥本哈根会议也做了全方位的准备，李高任处长的发改委气候司国际谈判处成为整个工作的中枢。

   2009年年初李高随委领导出访美国，在国会山的会议上与美、欧、日主要谈判代表进行了激烈交锋，强调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巨大的转移排放，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责任。美国商业和工业理事会专门为此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主题是“坚决反对中国主要谈判代表李高要求美国为中国的排放负责”。他在接受多国媒体采访时警告美国，如美贸然实施边境调节税将引发危险的贸易战，受到国际媒体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哥本哈根会议的前哨战。

   这一年我国外交工作的关键词也是气候变化，几乎每会必谈、每访必谈。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出席经济大国能源和气候论坛领导人会议、G8+5领导人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中欧领导人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达沃斯论坛、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要国际会议和双边往来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重要外交活动，李高牵头为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及其他常委、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高层外交提供了大量背景材料和谈话参考，深入参与起草领导人讲话和各类成果文件。他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这个报告并首次作出了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决议。他还参与准备了近几年来中央政治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两次集体学习的讲课材料，参与了推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研究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承诺方案，由李高具体负责相关工作。经反复论证，先后易稿20余次，提出了我国出席哥本哈根会议的总体方案和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争取主动、树立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引导谈判进程，他牵头组织起草了《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对外发布。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协调，组织举办第一次“基础四国”部长级磋商会议，温家宝总理会见了与会代表，引导了哥本哈根会议方向。他组织代表团加强对形势的研判，开展了几十项针对主要谈判议题和主要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和立场的课题研究，准备了上百份谈判对案，带领和见证了年轻的中国气候变化谈判队伍的成长。在这充满挑战的一年里，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每天加班加点，甚至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几乎贡献出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全年在国外参加会议和谈判的时间近5个月。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他承担代表团各谈判议题总体协调的任务，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部长级多双边磋商，在核心议题的谈判中，还要与发达国家的部长级代表短兵相接，白天谈完了，晚上还要到使馆把当天的情况报回国内。在20多天的时间里没有在凌晨三点前回过宾馆。谈判的最后阶段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有奥巴马、萨科齐、布朗、默克尔、梅德韦杰夫等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参加的“哥本哈根协议”小范围领导人磋商，在最后的三天时间里一共只睡了2个小时，在令人窒息的谈判氛围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维护国家利益竭尽全力。会后中国谈判代表团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气候司荣立集体二等功，李高荣立个人三等功。

   此后，又经历了2010年坎昆会议和2011年德班会议的艰苦斗争，李高继续奋战在维护国家发展空间和权益的谈判第一线，过着“”空中飞人“的生活。他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外，还参与组织了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蒙特利尔议定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其他进程的谈判，还参与牵头组织应对欧盟在国际航空领域采取单边措施的工作。几年来，他还牵头推动建立了中欧、中美、中印、中英、中法、中德、中意、中澳、中加等部长级或工作层气候变化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

   德班会议启动了新的谈判进程，历经20年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未来的压力和挑战更大。李高又将目光和思考投向了今后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和排放格局的变化与趋势，做好了更艰苦斗争的准备，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战场上继续守护好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