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萧宜

　　早先去北大，只是访宗璞。知道了金克木和季羡林先生的住处，决定去拜访他们。

　　金先生和季先生都住在朗润园。1994年11月24日午后，我在燕南园告别了宗璞，斜穿过校园，绕过未名湖，便来到了朗润园。这里有六幢小楼，是1962年建造的。五幢在湖的东部，由南向北排列；一幢单干，在湖的北部偏西。楼一例四层，两个楼门。金先生和季先生都住在湖北偏西的那一幢里。这里面向未名湖，环境更显幽雅。

　　因为时间有限，这个下午我原来只打算访金克木先生。当一踏进二门小楼时，一时犹豫起来，不知这里住的是哪一位，便又退了出来。这时，在湖畔散步的一位老者主动走过来问：

　　“您找谁？”老人瘦长脸，脑门较宽。头上戴一顶软软的小圆帽。

　　“金克木先生住哪？”

　　“那个门。”他指了指另一个门。我转身时，又听他补了一句：“上三楼。”

　　与金先生是先通了电话的，他热情地引我进门。他个子不高，见面熟。问我之前见了什么人，上海有什么新闻，又问起报社一些他认识的人。他对外面的世界有兴趣，也不陌生。

　　我告诉他在楼下的一幕，他说那就是季先生了。既已与季先生照过面，不去访他就不好了。金先生听说我要去访他，便告诉说，他住底楼，一进他的家，门廊的灯会自动亮起（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

　　当我叫开季先生的门，他已经在吃晚饭了，我解释“我原来也是要拜访您的，想不到先生也就住在这儿”，为适才有眼不识泰山时的失礼表示歉意，并赶忙让他“先吃饭，我等您”。

　　“假如事不多，先说了也行。”

　　我自觉此时访客有些唐突，便把请他写稿的事说了。

　　“我对文汇报挺有感情，最近没写什么，如有，会给你们。”我便留下联系地址，匆匆告别。

　　等我沿着未名湖往回走，已经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经过留学生公寓，我特地留意看了看。听金先生说，这里原来是梁效写作组的据点。在“文革”期间，梁效一篇篇使社会不宁、人心不安的文章在这里炮制出来，其声名赫赫。

　　逆社会文明进步的事情总是不能长久的，人意如此，天意如此。如今，校园的扩音器里响着海顿的乐曲，而学子们骑着自行车，一忽儿一辆，一忽儿一辆，从我身旁匆匆闪过……

　　对季羡林先生，张中行的评价：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是的评，套用一句古话，知先生者，张中行也。

　　先说朴厚的事。我早就听说的一件事是，有次，一新生入学，带着行李在校门口下车，临时有事要办，行李没人照看。恰好季先生经过，一个白发老者，穿着略显陈旧，他揣度是个老工友吧，就招呼说：“老同志，帮我照看一下！”季先生慨然应允。直到开学典礼那一天，那学生见季先生与众校领导上了主席台，才知道，帮他照看行李的老人原来是他们的副校长。

　　季先生一个大教授，他的家与平常人无异，以世俗的眼光，连平常人家也不如。就是书比别人多，两套单元房，书还是不够地方安置。家里也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只有门廊上那盏会自动亮起的灯，算开了风气之先。

　　有一次，他与张中行等几个人出了一本书，有家小书店店主同张中行熟，便托张先生求季先生签名（卖签名本也是一种营销手法）。季先生一边认真地一本一本签名，一边说：“卖我们的书，这可得谢谢。”签完了，听说店主还等在门外，忙跑出去与他握手，连连说：“谢谢。”这店主是读过大学的，见过一些教授，但没见过向求人的人致谢的教授，一时语塞，不知所措，抱着书一溜烟跑了。季先生的朴实厚道于此可见。

　　季先生术业专精，学识广博，但其主要成就在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和翻译方面。

　　据对先生1986年前的著译统计，六百多万字，其中四百三十多万字为中印文化关系、印度中古语言和从梵、德、英等文字的翻译和学术著作。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学者通晓吐火罗文，季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季先生对吐火罗文所作贡献，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

　　这吐火罗文是一种早已死亡了的文字，它是古时流行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焉耆一带的文字。二十世纪初才由德国探险队从我国新疆地区发现这种文书的残卷，后由柏林大学组织年轻学者进行研究，这其中就有他的老师西克和同门师兄弟西克灵。季先生进北大后，在东方学系对梵文、吐火罗文等进行教学和研究，并形成学术梯队。有人说，“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是季先生的研究和著述作了有力的回答，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他的这些从学经历，在他给我的为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文章中都写到过，这就是《重返哥廷根》（见笔会文粹　《走过半个世纪》）。

这是他为应我之约而写的文稿。他在来稿的附信中说：“我原来不打算再写纪念二战的文章了，因为拙著《留德十年》已经写尽。经你再三督促，翻看了一下日记，觉得可写者尚多，遂根据日记写了一篇。”还说：“完全根据日记写回忆文章，尚不多见，在这一点上，我尚有可取之处吧！”老人有点小得意，自然主要是风趣。

　　在文中，他回忆到了西克教授，说：“我忽然回忆起当年的冬天，日暮天阴，雪光照眼，我扶着我的吐火罗文和吠陀语老师西克教授慢慢地走过十里长街，心里面感到凄凉，又感到温暖。回到祖国以后，每当下雪的时候，我便想到这一位像祖父一般的老人。”他也写到了他与他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米特夫妇见面的情景，说到老师的儿子还在读书时便被征入伍，不久战死在北欧战场。而教授还未抚平心中的伤痛，自己不久也被征从军……战争，对民众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是对生命的摧残，即使在战争的策源地，亦不能免。这次重见是在养老院，三十五年后的重见，让他们兴奋、激动，分别时难舍难分，一边不断告辞，一边不断挽留，从上午十时一直延宕到深夜……

　　如果说《重返哥廷根》是季先生对他留学生活和师生情谊的回忆，那么《悼念邓广铭先生》则是他对故友的怀念和对朗润园生活的深深留恋。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当年全盛时期，张中行也住在朗润园。因他女儿住这里，照张先生的说法，他是寄居于此。季先生同他常常在晨夕散步时相遇，相互拱手合十施礼，“聊上几句，就各奔前程了。这一早晨我心中就暖融融的，其乐无穷”。

　　后来，张先生搬出朗润园。但张先生还健在，“同在一城中，楼多无阻拦，因此，心中尚能忍受得住。”“至于组缃和恭三，则情况迥乎不同。他们已相继走到了那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永远永远地再也不回来了。”组缃是吴组缃，恭三即邓广铭，都是季先生在朗润园的老友。吴组缃先生是一个常“戴儿童遮阳帽的老头儿，独自坐在湖边木椅上，面对半湖朝阳，西天红霞”。邓广铭先生则故意把报纸订在系里，以便每天往返，藉以散步，并常常能与从图书馆回家的季先生相遇，互道珍重。几个大智者、素心人，他们同气相求，惺惺相惜，成了燕园后湖的美丽景色。

　　但令无事常相见，可惜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这种诗意般的日子随着最为相得的老友的离散而不复存在，季先生“心头感到空荡荡的”。（见1998年6月16日《文汇报·笔会》，后收入1998年笔会文粹《掌上烟云》一书。）

逝者如斯，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赶路，季先生想到了“后死者”的责任。他说，“对已死者来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后死者’”，“已死者活在后死者的记忆中，后者有时还要完成前者未竟之业，接过他们手中曾握过的接力棒，继续飞驰，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递给自己的‘后死者’。”季先生“愿意背着这个沉重的‘后死者’的十字架”，一直背下去，直到非摆脱不可的时候。此后，我离开了报社，中断了与季先生的联系，但还能经常看到他在报上发表的散文、杂文，感到他把关注的目光从学术的象牙之塔移向十里长街，关切社情民意，和民风、文化道德建设，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他写了很多很接地气的文章，直到2007年夏秋之交不得不放下手中接力棒的时候。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