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陈晨
7月11日，98岁高龄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尽管由于身体原因，季羡林已经在医院度过几年的时间，但他的离开，还是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生前不愿接受“国学大师”的称号，但“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还是成为当天各媒体的头条。季羡林曾谢绝“大师”的称号，但谢绝不了世人对他的敬重。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艰辛而又丰富多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一生为学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的康庄镇，那里是他童年淘气时的乐园。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季羡林幼时家境贫寒，母亲赵氏出身贫寒，既不识字也没有名字，但为了儿子能有个好前程，在季羡林6岁那年，母亲忍痛把他送到济南由经济较为富裕的叔叔季嗣诚抚养。季羡林开始入私塾读书。7岁后，季羡林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他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8岁时又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董秋芳。季羡林曾说：“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季羡林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中清华、北大，并选择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专业方向为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在清华读书期间，因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的奖学金。
1935年9月，季羡林被录取为赴德研究生并于10月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1936年春，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而选择了梵文，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羡林是他当时唯一的听课者。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了4个“优”，并获得博士学位。但当时正值战事，只得留滞在此，并在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季羡林的“博士后”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更是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但这艰苦时期，季羡林依然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5年10月二战结束后不久，季羡林便匆匆归国，“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1946年5月，季羡林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并经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
在德国求学的时光，造就了季羡林一身根深蒂固的欧洲纯学术精神。季羡林长年任教北大，并担任各种社会职务，但依然不断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有所突破，他精通12国语言。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并出版杂文随笔无数，即使晚年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的离世，也带走了一身后人难以企及的学问：首先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季羡林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
佛教史研究：季羡林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吐火罗语研究：季羡林是国内唯一一位懂得吐罗火语的人，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季羡林所著的《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对于《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季羡林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这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季羡林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种，预计15年完成。
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季羡林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季羡林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因此许多人对季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写作者。“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这正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由于在学术方面的突出贡献，季羡林获得过许多荣誉：建国后曾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后去职。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2002年9月被中国佛教协会聘为特邀顾问等。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清新俊逸清华园
虽然季羡林在清华求学的时间只有短短四年，但他却对自己的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季羡林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自己在清华的学习和生活，他把清华大学称为“娘家”，还曾说过“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季羡林离世后，他的《清华园日记》也流传于网络，并成为励志读本。
在当时，季羡林与李长之、林庚、吴组湘被称为清华“四剑客”。季羡林自己的爱好也十分广泛，据季羡林的学生钱文忠回忆，季老在清华读书时十分热爱两项运动，网球和手球，这也得益于当时在季羡林看来“有些怪的规定”——清华的学生必须要在体育项目中合格。
季羡林曾多次表示，自己在清华所受的教育受益终身，他一生难忘自己在清华的恩师和同学，以及清华对自己的影响。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回忆恩师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感人至深，这份回忆用季老自己的话说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
季羡林正是在听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之后，朦胧地感觉到了中国文化与印度的梵文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因此引发了对梵文的强烈兴趣。而留学归国后，季羡林也是经陈老的引荐得而在北大任教。
2001年，季羡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清新俊逸清华园》，他用四个字概括了清华的风骨：“清新俊逸，这不仅仅指的是清华园的自然风光，而更重要的指的是清华精神”。“什么叫‘清华精神’呢？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在文章中，季羡林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感念，“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没有清华，就没有我的今天，清华园毕竟是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之处，我虽然身不在清华，但心却从未离开那里。”
时时思念着母校的季羡林也时时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并由衷地为清华的不断进步而自豪，他曾对清华恢复发展文科而给予肯定：“建国不能没有科技；但是只有科技也还不够全面。科技必须辅之以与之并提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一些人的口中就是文科。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人类社会才能前进，人类文化才能发展。”
在对待和清华有关的事情上，季羡林也从没有过任何推辞，他曾多次表示“作为清华的老校友，我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只要有可尽力之处，我一定会尽上我的绵薄。”在季先生身体允许时，清华文科方面有重要活动，他是每请必到，每到必有寓意深刻的发言，给恢复发展中的文科以鼓励。
2002年12月，季先生还将自己“爬格子”辛苦积攒的15万美金捐给母校设立“清华大学季羡林文化促进基金”，以支持母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促进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高素质人才。
季羡林的离去不仅仅震动了学术界，更多普普通通的人也为之痛心。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媒体均在重要位置用重要篇幅对季羡林的辞世进行了报道。在北京大学设立的季羡林先生灵堂，每天前来瞻仰悼念的群众络绎不绝，其中不仅有政府要员、学校领导、季老的同事、下属、亲朋好友、弟子，还有众多与他素昧平生的人。据报道，在7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送别者有数千人之多。送别队伍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稚气未脱的孩童，其中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也有很多自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普通民众。据统计，仅12日一天，前来悼念季羡林的亲友、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就超过三千五百多人。
在北大灵堂照片中，季老身穿一件中山装，头戴一顶淡紫色毛线帽，面带微笑，身后的背景是初春低垂着的杨柳。淡淡的绿色衬托着那身简朴的中山装，老人那淡淡的微笑显得格外慈祥和健康。季羡林先生唯一的儿子季承说，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充分体现出了季老朴素、平和及乐观的本色。
的确，在今天这个浮躁的年代，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而这些在季老看来：“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索。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过一生。”
从学术角度来说，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位小众的大师，他毕生所研究的是大多数人都无法了解的甚至将要失传的文化，而人们对他的热爱或许来源于他身上这种这个时代缺失但人们向往的东西。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称：“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温家宝总理曾于2003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五次看望季羡林。他对季羡林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季羡林曾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季羡林的《病榻杂记》在1998年公开发行，这本书的出版，也让大家认识到季羡林为了真理说话做事从来不怕得罪别人的品格。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生活淡泊，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挑食、不闲着、不嘀咕。他自己笑称这是他的“长寿秘诀”。
季羡林辞世后，在许多和他有过接触的学生、朋友、媒体记者的回忆性文章中，人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在平凡生活中闪烁伟大人性光辉的老人。
在季老辞世后的那天，北大校园网络论坛上十大排名第一的是一篇名为《季爷爷走好》的帖子，数百名学生自发回帖。“他的守时有晚年每日清晨4点起床著述为例，他的质朴从常是一身蓝色中山装的装束可知，他的节俭由80多岁骑辆破旧自行车可观，他的勤勉有煌煌学术文献可鉴。”在各个讨论区，这样饱含深情的留言被不断更新着。
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却很少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才会通过文字倾泻出来，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些文字中，大家了解到季羡林的爱猫成痴，他对家人的热爱，对学术的专一以及对晚辈的宠溺。
在北大，一直流传着一则美丽而温馨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地上的行李。年轻人对老者千恩万谢,庆幸自己吉人天相,头一次出远门,就碰上好人。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年轻人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季羡林平时工作研究十分繁重，但据他的学生回忆，只有很偶尔的时候，他会让学生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而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季羡林总是乐于为年轻人的著作写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为上；大师者，有大德者也，以“德”为先。不管是细览他的文字还是他的一生，季老留给世人的，更多是一介书生的形象，随和、清朗、睿智、平实……而其中最令人钦佩的，自是他的那份清醒与真诚。 （《清华人》2009-4期 ）
清华校友总会服务号
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