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季羡林自传

2009-07-13 |

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称谓,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先生风风雨雨的近百年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透过老人平易近人的絮语,人们仿佛随着他翻阅人生书本中生动的一页页。

——引言

自传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幼无大志,幸运垂青

我于191186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我忘了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大概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题目是汉译英。我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我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缘定清华,多面受益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授课。尽管我对他们心怀感激,但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不能听和说。

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的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的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影响至今。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却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

任教北大,治学半生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也都属于鲁迅所言的“勤捉”之类。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而且立竿见影。

摘自《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