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58年，陈乐民与资中筠在布拉格郊外。陈乐民（1930—2008），1950年—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资中筠（1930—），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

陈乐民是我国著名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欧洲学会会长。除了专业研究之外，他兼具深厚的文化底蕴，读书涉及中西文史和哲学，留下了大量读书随笔和思想札记。

在陈乐民去世5周年之际，三联书店近日重新整理出版了9册“陈乐民作品”。其中，前4册文集分别为《欧洲与中国》、《敬畏思想家》、《读书与沉思》、《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后5册专著分别为《戴高乐撒切尔夫人》、《战后西欧关系（1945～1984）》、《20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的进程》、《莱布尼茨读本》。全集呈现了这位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主要成就，对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和欧洲研究也有所助益。学者冯绍雷在序言中说，“有友人曰，此君乃当今学界的最后一位绅士，斯言自当有其理耳。”

在新书发布会上，陈乐民的夫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说：“周有光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这个观点和陈乐民是符合的。陈乐民总是说，应该从西方看中国，不要总站在中国几千年辉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应该超脱起来，站在外部来研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

陈乐民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问题不在于或迎或拒，而在于自身文化的转换。”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陈乐民十分认同钱钟书的这句话。他坚信，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着互相沟通的必然趋势，中西文化的底蕴是应当可以相通、神交的。他说：“我在研究欧洲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欧洲而欧洲，也不是把欧洲的一个特定时期和中国的某一特定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机械的比较。我在研究欧洲的时候，心里总放着一个中国。”

陈乐民得出结论：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底格”，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繁多性”使然。现在，中国仍然需要学习西学。第二，提倡向西方学习，完全不等于放弃传统。陈乐民认为，东学与西学嫁接之后，中国总有一天会拥有自己“自主”的文化，但这需要时间磨合。

他曾说：“我的后半生，大半用在所谓‘做学问’上。做什么‘学问’？一言而蔽之，‘站在东方看西方’，以求看明白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别人’以反观自身。至此，我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陈乐民出生于一个由盛而衰的大家庭，亲眼目睹了20世纪的国家磨难。他认为，“启蒙”，就是对一个公正、文明、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这在当今中国非但没有过时，而且非常迫切和重要。中国要真正达到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尚需几十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努力。那么，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启蒙和学习”，依然是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在很多老朋友眼中，陈乐民和资中筠的名字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学者伉俪，年轻时候两人都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上世纪50年代，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派到维也纳工作；后来，他们共同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成绩斐然；生活上，陈乐民雅好书画，资中筠善弹钢琴。

资中筠在《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一书中的一篇题为《春蚕到死丝未尽》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几十年来，从‘误入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

曾有记者问：“在熟人和朋友中，与您在学术上最为知音的是谁？”资中筠想了半天，清晰地说：“陈乐民。” （蒋肖斌）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