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乐民先生的笔记

2015-02-05 |

○孙郁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陈乐民先生把这句话写在了《一脉文心》的扉页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读书》编辑部常常有些聚会,我认识陈乐民先生就是那个时期。他和夫人资中筠显得很随和,也颇有些人缘,聚会时往往被大家围住,议论一些有趣的话题。记得吴彬主持会议的时候,大家还有诸多争论,然而陈先生的话,总还最吸引着大家。我们那时候彼此交流不深,但他们夫妇传达的信息,鼓舞过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许多年过去,很少见到他们,偶然看到他们的文章,还是愿意读一读,每每有不小的收获。他们谈西学,也关心中国当前时事,还有古老的历史难点,阅之爽目清心,但有时也带着一丝惆怅,那是知识人特有的气质的流露,他们深切的地方,是在那样忧郁的表达里的。

  陈乐民先生去世后,我陆陆续续读到他的作品集,才意识到他的丰富性远远超出我的想像。九十年代以来,他的所思所为,都延续了八十年代文化的一种逻辑,启蒙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下的文字,有我们当代文化史滚烫的一页。

  我很喜欢陈乐民先生的读书笔记,印象是东西方文明的互动,多为挑战的文本。他的文字有一点旧式文人小品的味道,令人想起五四后《语丝》上的文章,知识、趣味、思想都有。不过,他不是一个掉书袋的学人,而是有着强烈忧患感的思想者。他写文章,既有自娱的成分,也带疑问的地方,内心的焦虑很多,似乎在与苍天交流着什么,要挣脱的是历史的灰色之影。

  欧洲文化是陈先生的研究对象,他谈启蒙主义,文艺复兴,都有妙论,为读者所喜爱。对欧洲文化的解析深切入理,又不附会那些学说,有时候回到中国文明里对比两者之美,发现各自的所长,这是他的特点。我觉得他的西学研究,带着使命感,就是改造我们的旧思维,使之适应人类文明普遍的价值,但又不失固有之血脉。这一点与五四的一些学人很像,说他的随笔里有五四精神的遗响,并非没有道理。

  陈先生涉猎的范围很广。对于古代文学,历代野史,东西方哲学颇多兴趣,徜徉其间而所获者众,这是让我感念的地方。他在古今的文化里,常常找到逻辑的线索,不相干的存在往往连类一体,遂有了新意。一面面对欧洲文明史,一面冷思国故,于古人文字得趣多多。他看古人,有西方的参照对之,结论自然不同于常人。从西学角度看中学,和从中学角度看西学,在陈先生的文章里多见异彩。《康德与冯友兰》《戴东原与笛卡尔》《利玛窦与徐光启》都是跨时空的短章,不相干的存在有了对话的可能,且其中有惊人的发现。比如谈冯友兰与康德,彼此相反的地方,恰有思想家共有的困惑,他们在思想的路径上有着不俗的贡献,在智慧之途留下路标般的参照。康德的二律悖反,乃对主体与客体存在一种超智力的解释,而冯友兰著述里不忘对儒家天地境界的阐释,则在根底上去解决康德所说的难题。之所以这样对比,陈先生要表达一种中国人的“自性”(identity),即国人与西洋文化对话的资本。陈先生在上下左右环顾一周,觉得古老的文明要与西洋交流,我们的资本少得可怜,但内蕴的挖掘也并非没有可能。他关注冯友兰、胡适等人,是因为那里有一种现代的意识,那里滋生的思想对于我们是难得的参照。中国许多思想尚未生长,新文化未能深入人心便丧失于战乱之中,实在是可叹之事。

  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文化之事,不是封闭里的独言独语,实则有敞开胸襟的一种互感与互动。陈乐民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一体,即“二美并”,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意。所以,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中国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这里。

  先生谈论文史的文章很多,他的兴奋点不是在一两个层面的,有着长远的眼光。我们说他是五四的孑遗,可细看其文字,并不以五四那代人的是非为是非。比如,他谈论周作人对韩愈的批评,就不以为然,《周作人辟韩》一文对于五四一代人非韩略带微词,包括鲁迅在内,都有所批评。我初读此文很是不解,觉得周氏不以载道为确然之径,并非没有道理,陈先生此言不免有些过激吧。后来看到他《王安石论韩愈》,才知道其逻辑起点不是文章学之道,而是思想不随世俗的缘故。五四那代人以个性精神面对传统,审美的标准可能覆盖了许多思想逻辑,自然要与古人别扭。而陈乐民看到的是另一种思想景观。虽然道统的势力过大,但一种道统反对另一种道统,也殊为不易。这两个视角,看出百年来中国读书人心境的变化。周氏兄弟远离韩愈而近性灵者文,陈乐民理趣兼得的思索,乃时代不同的结果。周作人那代人面对如何表达的问题,故主性灵而轻说理;陈乐民面对的是个性的坚持问题,表达如何暂且不管,而不随流俗的选择才是重要的。他的不同的理解方式,与五四的“意图伦理”拉开了距离。

  我觉得,陈先生是打破专业营垒自由阅读与自由书写的人。这样的人物在今天不多。钱锺书、周有光、王元化是这类人物,对人文学科可谓功莫大焉。学人随笔,看似率性而为的漫步,但举重若轻之间,有我们文化里闪亮的遗存。我读陈乐民先生的书,看出他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耕耘里的乐趣。在苦苦思索里,仿佛远离了当代的语境,实则与我们的生活最近。他以追问的目光应对我们社会的悲苦与矛盾,把虚幻的存在一一颠覆,带来精神的光亮,这是我们读者的幸事。我常常想,今天可以反复阅读的书不多,文化里的荒景随处看见,但因为有这样的前辈在,似乎寒夜里涌动着热流,我们的行走便不再孤独。

  2015.1.5

转自《文汇报》20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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