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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陈乐民文存》陈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常说‘述而不作’,我是‘述多于作’。近几年,耳聋日剧,与人交流困难多多,‘述’也难了,但是思想却还活跃,……思想如同散云,风一吹就散去了。如果打算留住这些散云,就只有把它们‘书’下来。这就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的由来。”这没有收信人的信,连同陈乐民先生晚年时期的一些文稿、演讲,后来被整理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难以简单归纳的文本:《给没有收信人的信》。

笔者认为现下最影响如陈先生那一代、甚至更上一代知识人学脉和精神谱系传承的因素,就是时代的隔膜。而要想消除时代的隔膜,就必须尝试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本书里有一些陈先生的自述,涉及到这方面的材料。如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北京已经解放,是燕大存留的最后一段时期,课程表里已增加了新内容。”

“五十年代我是在清华大学念书,你们现在条件好,踏踏实实地念书,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大半时间搞运动,而且经常被调出去参加社会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我毕业前夕又调出去临时工作,等我回来以后,说你不在清华大学了,为什么呢?说是院系调整了,清华大学不要文科了,把文科赶到北大去了,所以我就变成北大毕业。清华大学有很多很有名的老教授都分到北大去了。清华大学因此就变成了一个瘸腿的大学,这真是滑稽。”

从上面两个片段,我们可以想象陈先生当年的求学经历,他很可能以学生的身份目睹了老燕京大学的消亡；在1952年又曲折离奇地从清华到北大毕业。个人的经历往往是对时代最好的写照,个人经历某种程度上也足以影响人们对时代的大致判断。作为一个欧洲问题专家,频繁出入国际外交舞台,陈先生可以说是带着大量的亲历见闻走的,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都写出来或许是不会写出来的,偶尔一点回忆被记下来都透着历史的韵味。比如他在书中讲了“一个犹太人图比”的故事。图比(Toubi)是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党派领导人,上世纪50年代,这个名字人们都很熟悉,因为每次开世和理事会会议,他都会作为以色列的代表出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因为他来自以色列。图比先生曾经辗转给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写一个纸条,拜托陈先生转交,不过被当下退了回去,这位图比先生或许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受了屈辱,笑着收回了纸条。陈先生笔下很克制,但是其中的叹喟却洋溢纸面。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日常行为,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看不见的界限所规范。

先生曾经对自己做过一个极短但意义深刻的评价:“吾一生最大幸者之一是没有‘陪伴’过高官。故心地干净之至。”（雪堂）

陈乐民（1930～2008），1950～1952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北大西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欧洲学会原会长。

转自 南方日报 201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