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冯绍雷

三联书店“陈乐民作品”即将付梓，这是对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成果及其思想的全面展示。无论是就作者跨界研究所涉的思想文化内容，还是作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录，做这样一次荟集都是很有意义的。

陈先生早年专攻欧洲问题。他一直主张“先立其大”，从大处着眼，勾画出地区研究的框架，然后再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他非常反对国别与地区研究仅仅以所谓的情况与信息为内容的做法，不求甚解。陈先生自己关于欧洲研究的几乎每一部著作，都堪称国际研究的精品，高屋建瓴，理论和事态梳理俱佳。他关于时局重大问题的判断中，好些预言迄今被人称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究其原因，这与陈先生倡导的将人文研究等多学科导入国际问题领域的做法直接相关。因为，人文研究所要洞察的乃是民族的心智变迁。陈先生大概是国内最早系统地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专家。他当年所提出的既可以其分析方法观察西方国际政治的要义，为构建中国国际理论获得借鉴，但又要防止仅以此而为据，在理论上走火入魔。这一告诫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是振聋发聩。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位国际研究专家，陈先生却在中国与西洋文史哲的诸研究领域内有着深厚的造诣与洞见。

在历史研究方面，陈先生专注于研究中西历史进程的分野与关联。他既赞赏布罗代尔关于“大时段历史”的见解，关注历史结构的演变，强调中西历史对比之中的方法论和科学性问题;同时，也善于以微显著，强调从细节和微观的研究把握历史发展关键部位。比如，陈先生尤以对徐光启和利玛窦之间相互关系的精到研究，勾画出中西交往最初阶段的生动图景而称道于学界。笔者还记得当年陈先生以一堂“徐光启与培根之比较”的讲座，令众多学子至今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哲学领域，陈先生以一个非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对启蒙时代欧洲哲人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伏尔泰、康德，包括稍后的费希特、黑格尔等人，以及相对应之下的程朱理学后续诸家、包括新儒家都一一作了周详考察，着重于发掘中西人文深层交往的精神现象，廓清文化交往关系中妄自尊大这经年陋习的缘由。陈先生一再以牟宗三的名句:“中西融通之桥梁乃在康德”为导引，旨在以范畴机理的切入为路径，从深层次上探讨中西思想交往的建设性构架。而在文学领域，陈先生则以先秦诸子为垂范，以唐宋散文为样本、以明清笔记作考证，既言说各家诗词，又点评红楼乃至于当代小说。尤其，以他卓越的西语修养，对于中外文本的翻译提出了一系列精彩的思想与评论。

陈乐民先生一生为学，筚路蓝缕，终以启蒙为己任。何为“启蒙”，康德有云:“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饱览近千年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停滞与衰退，亲历二十世纪积弱积贫的国家磨难，陈先生立志于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锲而不舍地探索奋斗，驱除愚昧，追求自由。他坚信，唯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唯有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和他人自由相一致，坚持自由与法律的相一致，才能够真正实现曾为马克思所预言、也是多少仁人志士所期盼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启蒙的内容和方法可以因时而变，但启蒙的任务并不以改革后中国已初具经济发展与繁荣景象而消解;启蒙的重要意义也不以西方学术文化本身的更新换代、推陈出新，而有丝毫逊色。如果说，中国要真正达到当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尚需几十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努力，那么，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启蒙和学习，依然是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在倡导启蒙的主题之下，陈先生主要研究工作之一，也是其一生学术志趣之所在，乃是对中西历史文化关系的梳理及其比较研究。他在多年研究中西文化历史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底格”，此乃历史文化发展的“繁多性”所使然;同时，中西之交、古今之异也，依然后进的中国需要学习西学。他坚信，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着互相沟通的必然趋势，中西文化的底蕴是应当可以相通、可以神交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第二，提倡向西方学习，完全不等于放弃传统;“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作为一名对于祖国传统文化有着全局把握和深切理解的研究家，陈先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东学与西学嫁接之后“中国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的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历来讲究的是学、识、才、德。凡饱览群书而知天下古今者，为人所称道。识见过人、目光远大者，尤受器重。学问之外而多才多艺、才情并茂者，是为难能可贵。而文人学者中卓而不群、昂昂然而品德高尚者，则最受景仰。相比之下，西方人除专业素养的要求之外，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于社会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但中西知识分子之间，就其顾念苍生和传承文明的使命而言，依然贯通。

从上述东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判标准来看，这套文集的作者——一个毕生喜好文史哲理、曾以外交为业，后长期领导国际事务研究，退休之后全面展开其个人的学术研究并以文字留诸后世的学者——陈乐民先生，当得起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许，这套作品向我们所提供的远不止是陈先生的学术思想本身，还大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大学问家如何养成的主客观环境的故事。

当然，这里离不开陈先生本人的坚定志向和勇毅担当。就在他1998年4月因病体开始全面接受血透治疗的若干天之后，陈先生以行草录下了东坡《定风波》中的词句:“莫听穿林打雨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以此作为自己心境的写照:“沉浮俱无挂碍，山林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以后的十余年中，虽病体日益衰弱，握笔之手因隔日血透扎针，满臂淤积磈磊而无法把持。但陈先生笔端雄风依旧，如此艰难条件之下，依然能够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习书作画，谈笑风生，并有多部专著问世。

有友人曰，此君乃当今学界的最后一位绅士，斯言自当有其理耳。

陈乐民（1930—2008），欧洲问题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欧洲学会会长。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1950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法语专业，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随系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毕业。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