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这是2008年12月27日在北京去世的著名欧洲问题研究专家陈乐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的一句话。陈乐民的去世离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辞世只差数天，他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坚定的批评者，他认为所谓“文明冲突”是假托“文明”而言的政治冲突。

陈乐民（1930～2008），1950～1952年在我校外文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北大西语系。

陈乐民长期患有尿毒症，完全要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个星期有三天在医院里，他曾开玩笑说：“我的有效生命还剩下一半，星期一、三、五基本上干不了任何事情。”陈乐民进入学界时已经年逾半百，他的著作几乎完全出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但20年间竟出版了20本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的学术专著，其中有一大半是在他得了肾衰竭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十多年间出版的。

外交与学术间，钟情于欧洲研究

　　1930年，陈乐民出生于北京一个旧式大家庭，他曾回忆说他对自己的家庭很厌恶，因为祖父是个暴君式的人物，家庭死气沉沉。“我想，这是不幸的一面，我父亲死得很早，幸运的是，我有一位好母亲。”陈乐民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与此同时无论在家中还是学校，中国传统经典教育都非常受重视。因此，在学生时代，陈乐民就已积淀了浓厚的中西学功底。

　　1948年，陈乐民从教会学校毕业，在当时中国激荡变动的政治局势下，他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陈乐民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大学似乎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世外桃源”，然后马上风云骤起，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之后院系调整，他又被调整到北京大学。1952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组织亚洲太平洋联络委员会缺乏大量翻译，陈乐民又被调往这个名头很大的机构，从此踏上了外交和欧洲研究之路。

　　陈乐民被称为民间外交家，陈乐民生前倒也接受了这个称号。“‘文革’前，我大概走了30多个国家，对我研究工作的好处就是，使我的眼界比较开阔。”因为在国外，陈乐民曾自言很幸运地躲过了反右，“那时候（我）在维也纳。”1959年，陈乐民回到祖国，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全部任务几乎都是参与“批判苏修”的斗争。“文革”爆发，原本被称为“党的孩子”、“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肩负改造取代“旧知识分子”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此时也成为要被改造取代的“旧知识分子”。陈乐民坦承，在巨大的压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转变”态度，争取“主动”，于是“我很快表态‘紧跟小将’，向‘无产阶级造反派’学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手剥下了自己的尊严！表示同过去直接领导过我的领导人划清界限”。

　　“文革”结束，陈乐民终于摆脱了让多数人羡慕的“外交系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领域。从此“欧洲研究”是陈先生后半生的“本业”。“我研究欧洲，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我晚年，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思考着一个问题——现在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给自己提出了这个终身研究的问题。”

　　“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岁”

　　作为欧洲史和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一直主张对国际问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事件的描述，要走文史哲结合的路，研究者要有扎实的人文基础。“没有文史哲的素质，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国际问题，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有文史哲的厚度，再说出同一番话来，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陈乐民曾说，“但现在部分年轻的学者，不但对传统的文化没有兴趣，就连国际问题以外的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了。知识面之窄，知识面之功能化，太可怕。”

　　经过几十年对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研究，陈乐民提出了“欧洲学”这个概念，他本人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要把欧洲这个地方，包括东欧在内，做一个整体、综合的研究。因为我们现在的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观念都是来自欧洲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很可贵，我们想学习它，但是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产生在欧洲是经过了多少个世纪和多种方面促成的。欧洲，不仅仅是政治的欧洲，经济的欧洲，更是文化的欧洲。”

　　尽管“欧洲学”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声名远扬，但陈乐民很清醒地意识到，提出“欧洲学”概念“想必没有什么结果，需要耗费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智力，在现在的科研体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不‘快’”。这是陈乐民生前最大的遗憾之一。在学术上，陈乐民生前的另一个心愿就是想“把欧洲的启蒙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继而能够推动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陈乐民晚年写了一篇《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岁……》，说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本想写一部《中西文化史》,但怕来不及，就缩小成三个小题目：“（1）中国晚明时期的科学家徐光启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2）17世纪日耳曼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思想和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3）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及其社会背景。”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转自 东方早报 200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