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 气象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 2013年10月16日在北京去世，97岁

叶笃正（1916.2.21-2013.10.16）

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教授的叶笃正（右三）在课后与同学们交流

　　1916年，中国有了第一份气候记录。也正是这一年，在天津一位清末道台的家中，叶笃正出生了。这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资深院士、中科院原副院长、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名誉所长，在气象领域耕耘七十余载，亦在新中国的气象科学发展史上深深烙下自己的名字。10月16日晚，叶笃正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

　　10月20日上午，叶笃正遗体告别仪式于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叶笃正的亲朋、领导、同事、学生等1000余人前来送别。

　　一

　　叶笃正1916年2月21日生于天津望族，父亲叶崇质30多岁便任直隶巡警道，相当于警察厅长，天津的警察系统即由其创建。叶崇质有三房夫人，十一个儿子，五个女儿。叶笃正为其第七子，与三哥叶笃义（民主人士、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五哥叶笃庄（农业史专家、《物种起源》、《达尔文全集》译者）、六哥叶笃廉（曾任中央党校理论部副主任）、九弟叶笃成（后改名方实，新华社老领导、《炎黄春秋》顾问）并称“叶氏五兄弟”。

　　叶笃正幼时受私塾启蒙，初中跟叶笃成同期进入南开中学。因为不想“屈尊”跟弟弟念同一年级，初一暑假期间，叶笃正突击两个月功课，直接跳级考上初三，这使他得以进入南开中学人才济济的“1935年班”。这个班出了3位中科院院士，除叶笃正外，还有化学家、教育家申泮文及地质学家关士聪，此外，美国工程院院士刘维正、诗人穆旦等亦是叶笃正的同班同学。而依照申泮文的说法，叶笃正是全班的榜首。

　　叶笃正的求学阶段，始终伴随着偌大华北的炮声轰隆战火纷飞。当时日本据天津海光寺为兵营，强抓中国百姓修筑炮台，事后将其全部杀害，叶笃正觉得“多少个脚踩着我，我透不过气来”。中学毕业前夕，他还试图上街游行，被保护学生的校长张伯苓阻止后，他还进校长办公室请愿。“张伯苓校长很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很支持抗日，但是他不让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会解决什么问题呢？你被打了，被抓了之后，还是学校的问题，学校还得去救你们。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果什么的。” 叶笃正曾回忆。

　　1935年，叶笃正考入清华物理系，他的身影出现在一系列学生救亡运动中，亦是“一二·九”时期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叶笃正随校南下，但这位爱国青年的壮志依旧不改。1938年夏天，五哥叶笃庄意外地在西安的马路上见到了叶笃正，根据即将出版的《叶笃庄回忆录》，叶笃正随着他在清华的女朋友参加卫立煌的战地服务团。当时叶笃庄便劝他，“你不是干这个的，还是读书好。”

　　在革命与学术中摇摆不定的叶笃正之所以能痛下决心，并非因为哥哥的劝诫，而是那位女同学提出了分手，此后叶笃正回到西南联大继续学业。一次偶然，叶笃正在乒乓球台边结识了学长钱三强，在钱三强的劝说下，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转入地质地理气象系。1940年毕业后，他进入西迁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读研，并结识了农业化学系的冯慧。1943年，叶笃正获得硕士学位后，两人结缡。

　　硕士毕业后，叶笃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5年被国民政府选派赴美留学，师从芝加哥大学气象系主任罗斯贝（Car-Gustaf Rossby）。其间，叶笃正发表重要论文十多篇，博士论文《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中提出大气运动的“长波能量频散理论”，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三大经典理论之一，而叶笃正则成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因为在学术界的头角崭露，1948年，刚刚博士毕业的叶笃正就获得了年薪4300美元的工作，而当时一些小型大学的教授，年薪也不过五六千美元。但他乡再好，亦非吾家，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仍有严重的种族歧视。2003年叶笃正接受央视采访时，仍记得自己在美国帮朋友找住处时，一家旅馆前台说“We have no Chinese room”（我们没有中国人的房间）的神气。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叶笃正立即决定与冯慧回国。当时美国对自然科学家控制严密，直到1950年8月，叶笃正才得以登上轮船横渡太平洋，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后，是年10月自罗湖登岸。

　　当时那些突破阻碍报效祖国的海外知识分子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叶笃正看到唱歌跳舞的欢迎人群，感动落泪，“Family，I'm here（家，我回来了）”。学生黄刚多次听过叶笃正回忆当时的场面，“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二

　　归国后，叶笃正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新中国的气象研究，就从西直门内北魏胡同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起步。叶笃正同十几个同事一起，将一个连高空图都不具备的气象室，发展成为包括所有大气科学分支的大气科学研究所。当我国第一张500毫巴地面图（相当于5公里高度的天气图）画出后，叶笃正和他的同事们还举行了庆祝活动，尽管他此前作为气象学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享受着先进的研究条件，早就将电子计算机在气象学中加以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百废待兴。气象研究上一是缺资金，二是缺设备，毕竟原先的气象观测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到（上世纪）50年代有的老化了，但因为封锁的原因也没有配件。但叶先生毕竟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对于气象学成套的体系非常清楚，先从监测抓起，从探空气球来做高空图，又善于做一些原创的、创新的工作，为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黄刚说。

　　1953年，叶笃正与同事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突变概念，并展开了气候突变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些发现和理论成为研究东亚气象学问题的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领先国外学者20多年。1957年，他又率先发现了冬季高原南北两侧的两支西风急流，并揭示了其对东亚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随后又率先提出高原之于大气，夏季是热源，冬季是冷源。因为叶笃正的发现与研究，国际上才接受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的概念，为青藏高原气象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我的一位师兄近期看到美国大气动力学一位顶尖的专家写的文章，他觉得跟叶先生（上世纪）50年代在国内的研究有所接续，就把叶先生的文章发给了那位科学家。那位科学家回复说，叶先生的工作绝对领先于时代，模式非常先进，令他amazing（惊叹），即便现在读也有很大收获。”黄刚回忆。

　　当时的中科院气象组有“四大金刚”之说，指的是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四位科学家，而以叶笃正居首。但在“文革”到来时，叶笃正也带头受到了批判，最大的罪证，则在于曾经的留学经验。科学家的拳拳报国心，在红卫兵眼里，却是“美国给你这么好的待遇，回来你不当特务，回来干嘛”？

　　“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叶笃正被批斗，保存了多年的学术资料也被付之一炬。而后他与冯慧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1970年，叶笃正的长子叶维江结婚，叶笃正夫妇都没能回京主持婚礼，之后反而是叶维江夫妇与叶笃正女儿叶维明挑着扁担去干校探视，叶笃正的招待方式，是让他们仨也下地干了一天活。

　　一生之中，只有因“文革”停止工作的时候，叶笃正后悔过回国的选择。但当“文革”结束后，1979年他以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所长身份访美，一位当初曾极力劝阻他回国的同窗好友，29年后见面的第一句话问：“您后悔吗？”叶笃正回答：“我现在一点儿不后悔：第一，我是中国人，我给中国做事，给中国老百姓做事；第二，美国不会给我这么一个舞台来提意见、搞规划。”

　　“说实话，如果一直处在‘文革’中，叶先生也就没有机会实现他的初衷报效祖国。‘文革’当然对他的学术有影响，但是相对他整个学术生涯来说，这段时间毕竟是短的。回国毕竟给他一个很大很精彩的舞台，相对也给了他最好的条件去做工作，所以总的来说，他仍是不后悔的。”黄刚解释。

　　1984年，美国气象学家马隆带着开展“全球变化”研究的想法，来中国寻求叶笃正的支持。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这些现在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当时在学术界却是甚少被关注，而年近古稀的叶笃正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从此投身于这一新的课题。在全球变化的研究基础上，他又提出有序人类活动的应对方式与理论框架，耄耋之年仍为之鼓呼。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国，叶笃正的学科先驱地位功不可没。

　　三

　　90岁以前，叶笃正仍然每周一三五到院内上班。2001年，他甚至带了一个经济学出身的博士生，因为当时他打算研究气候经济学，师生可以互相学习。这种交叉学科研究，在当时国内气象界尚未起步。“叶先生觉得气候是有价值的，但如何衡量，如何体现，他就会去学习经济学，非常谦卑地向人请教。”

　　2000年之后，叶笃正还发文，提倡建立天气预报服务体系，他认为天气预报不该是我读你听的方式，而应该有受众的反馈系统，以此更好地定制服务；应该将老预报员的经验数字化，进入计算机模型；并强调应当建立天气预报的风险体系。“即便在现在的眼光看来，他的设计也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一直在琢磨这些事。”黄刚说。

　　“叶先生曾经说过，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在一个领域做得特别深，相当于登上山的顶峰；另一种则是已经能望见顶峰了，就把路让给后来者，推他们一把，自己再去找一个更麻烦的山峰开辟道路。在我看来，叶先生是两种科学家的结合，一个人爬了那么多山，喜欢挑战，喜欢交叉，不仅自己做到最好，而且还让路给后人，为他们指明方向。”黄刚说。

　　这位灵感纷呈的科学家，一生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与他人合著专著12部。但他更多的想法，仅仅停留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这位老人有随手记下想法的习惯，他曾对黄刚说：“我百年之后，你们就把这个本子拿去，从里面找选题。”

　　而叶笃正更重要的成果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气象人才，中科院大气所里的工作人员，八成都是叶笃正的学生，黄刚与其父、中科院院士黄荣辉，两代人都师从叶笃正。黄刚当年因为本科成绩卓异，跳过硕士直接跟着叶笃正念博士，但其在叶先生指导下写的第一篇论文，就使这个年轻人灰头土脸。上世纪90年代，叶笃正的视力已经不太好，他要求黄刚念论文，他一边听一边随时喊停，提修改意见，“前前后后修改了无数次，当时我整个人已经颓了，觉得干不下去了。但不改不行，不达到要求他不签名。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之后，终于通过了，交给杂志，结果什么都没改就发了。老先生的要求比学术刊物严格多了。”黄刚回忆。

　　按照不成文规则，这类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发表的论文，往往会将导师署为第一作者，一来发表容易，二则也算是导师的学术成果。但叶笃正从不挂名。在黄刚看来，除了不居功，导师这么做还有另一重深意：“金字招牌”叶笃正的观点往往直接被业内接受，而一个毛头小子的文章，反而可能引起不同学术声音的争鸣。“所以做他的学生很难受：发文章要有真本事，严师改稿先掉一层皮，然后还有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等着。”黄刚说。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叶笃正还往往为学生的人生选择给予指导意见。1984年成为叶笃正第一位博士生的邹晓蕾记得，这么多年来，每当遇到是否出国做博士后、是否在美国大气研究中心工作、是否在美国大学教书这一类问题，叶笃正的答复都是：“去。”

　　2009年，邹晓蕾问叶笃正，回来为中国的数值预报做贡献可好，叶笃正说：“好！”又说，“你要是能把这件事做了，你可以歇歇了。”

　　四

　　历史的吊诡仿佛在于，两代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家国的不同选择，而在那“去”与“好”的两字中，又有多少无法言说的无奈。1950年为回家的感觉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科学家，他的两子一女，及许多门生，都选择了前往国外继续科研、治学之路。叶翁已矣，无法再问他的心迹，但侄女叶维丽却记得七伯反复说起，“文革”期间被批被整，失去自由，被禁于研究所中，“幸亏没有自由不让回家，才没有自杀的机会，关他是救了他一命”。

　　去年夏天叶维丽回国，陪叶笃正在楼下小院晒太阳，叶笃正当时已经羸弱到走不动路，两人对坐无言时，叶笃正又说起“幸亏被关没有自杀”。这些话叶维丽听他翻来覆去说过好多遍，原本一直以为是人老了的缘故，彼时彼刻，她却突然懂得：这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

　　叶维丽从不觉得自己出身“望族”，传奇式的“叶氏五兄弟”，现在在世的仅有她的父亲方实，亦已中风失语。在这个下一代的记忆中，三伯是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几近骷髅的人形；六伯是穿着旧棉袄系着粗麻绳风尘仆仆的身影；五伯留下歪歪斜斜的“人生有何罪”的字迹后撒手人寰；七伯则是在那个夏天里，翻来覆去说着“幸亏”的老人。

　　“我想人们也会这样来纪念你，将你历年获得的各种奖项证书——中国的、外国的——一一展示：一个国家级、世界级科学家。”

　　“但你也是一个曾经受到过深深侮辱和伤害的人，和其他许多20世纪中国善良、爱国的知识分子同命运，这里面，有你的几个兄弟。”

叶笃正去世后，叶维丽写下如此悼文。

（许荻晔）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