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启超是近世中国翘楚人物，文事政治，迄今无可与匹。其于公务繁剧之余，子弟教育亦颇成功，十个子女，除了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即夭折的“小白鼻”外，其余八位全部成才，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三人，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梁启超发妻李蕙仙与梁思成一家

培养出一门三院士

20世纪中国，以培养子弟整齐，于文化界、学界有重大影响者，主要以两大文化世家最为著名：一是建德(或东至)周馥、周学熙家族，再就是新会梁启超、梁思成家族。建德周氏“明”、“良”两辈人才辈出，出了周叔弢、周叔迦、周季木、周志辅、周梅泉，及周一良、周珏良、周炜良、周煦良、周绍良、周呆良、周以良、周与良、周景良兄弟，于人文社科及理工科诸领域，大放异彩，令世界瞩目。而新会梁氏，亦不逊色，梁启超后，“思”字辈14人，除早夭的5人外，其余9人全部成才，且每一个在各自的领域均成绩斐然，臻臻一流，其中思成、思永、思礼3人，更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的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20世纪的中国，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也至少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都是与他们各自对子弟的培养分不开的。以建德周氏而论，周馥使这个家族由安徽乡下穷乡僻壤一蓬门小户，一跃而为仕宦人家。其晚年所著《负暄闲语》，敦厚之门风及家训，早已寓于中。周学熙再使这个家踏足民族工商业，南张北周，与南通张謇家族南北各领风骚，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领军家族。而至周叔弢，则以身教为法度，以“人能笃实，自有辉光”教子弟，以是子弟多向学、求智慧者、眼界之大、个人情操均远迈侪辈。而新会梁氏家族，梁启超亦以科第起家，康梁维新，赖其擘画者多，由是天下知名，虽一度亡命海外，其声誉不稍杀，民国政坛，皆有参与，是近世中国一时无两的翘楚人物，文事政治，莫与其匹。但过去对新会梁氏之注意力，或在梁与戊戌之关系、与民国之关系，或梁思成林徽因爱情，鲜有论及其家族文化者。

与周叔弢先生教育子弟重身教不同，梁启超对子女的“爱”，是形诸笔墨的。用“笔锋常带感情”来描述他的家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以“宝贝”来称呼他的子女，如：大宝贝(长女思顺)、小宝贝庄庄(次女思庄)，有时则称“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们”，每封书信皆蕴含浓浓的父爱与深明通达的思想。他教育子弟：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从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对子弟的悉心培养，他非常细致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位子女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从学业、人生、情感到健康与理财观念，细细叮咛，反复讨论，以自己努力生活的身影与爱，为孩子建立信心，既有生命大方向感，又有生活细腻感的胸怀。在家书中，他对子女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种“十二分热烈”的“爱情”，散见于他写给子女的这些家书中。

一位父亲的信，演示百年家族的立世之道。读这些书信，我们会感受到坚定温柔的父爱，和超越时代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

梁启超前后有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正房夫人李蕙仙是贵州人，她哥哥李端棻在晚清时曾任礼部尚书。1889年(光绪十五年)，17岁的粱启超赴省会广州参加乡试，被时任主考的李端棻相中，主动将妹妹嫁给他。两年后，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赴都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王桂荃是梁、李结婚时，李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因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经李蕙仙同意，收为侧室。孩子们称李夫人“妈”，称王夫人“娘”。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十分尊重并时常关心，他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二位夫人共为梁启超生育了10个子女，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除了英年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就夭折的“小白鼻”(Baby)外，其余8个皆全部成才，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

梁氏一室“满门俊秀”，他们的情况分别是：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缺乏建筑人才，因而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6年赴美讲学及考察建筑教育。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一代才女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生于澳门，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东亚考古。其间，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邱)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1934年出版的由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躺在病床上主持着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一代。由于工作辛劳，体力更加衰弱，终于不支，于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未满50岁。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也说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6年至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年至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学，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她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工作，在这方面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作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他曾参与科学院经济所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1965年主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1972年退休，现住北京。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她在太平洋彼岸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立即回国。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她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梁思宁(1916年-)，四女。生于上海，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姐姐思懿的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于北京，1941年当他17岁时随姐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则。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他为祖国从无到有的导弹控制系统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作为全国十名有突出贡献的老教授之一，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梁思礼是1964年实验成功的、我国自行设计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使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完全脱离了仿制苏联的“框框”。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我国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梁思礼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工作。在他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十分用功刻苦学习;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学贯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技术运用在祖国所需要的研究上;他们都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们又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

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书信

1926年2月18日，《给孩子们书》：

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

徽音(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因)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此信写于任公住院之时。此时任公的身体以“膀胱中长一疙瘩”，住德国医院接受治疗，备受痛苦，但依然惦记着国外留学的孩子们(包括林徽因)。此封信及孩子们的学费问题，也再次说及徽因的学费，说已“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这自是将徽因当作自己孩子一般看待了。并再次引前去信的话开导徽因：“徽音(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1926年2月27日，《给孩子们书》：

前两天徽音(因)有电来，请求彼家眷属留京(或彼立归国云云)，得电后王姨亲往见其母，其母说回闽属既定之事实，日内便行(大约三五日便动身)，彼回来亦不能料理家事，切嘱安心求学云云。他的叔叙说十二月十五(旧历)有详信报告情形，他得信后当可安心云云。我看他的叔叔狠好，一定能令他母亲和他的弟妹都得所，他还是令他自己学问告一段落为是。

却是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他本来想思忠学工程，将来和他合作。现在忠忠既走别的路，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我的计画，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现在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所以生计问题，刻不容缓。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我对专门学科情形不熟，思成可细细审度，回我一信。

这封信告诫思成的话，纯为徽因着想，迄今读来，尤令人感动。任公对孩子的爱，溢于言表，他原先的计划，是孩子们长成结婚后先跟着他在家里住上几年，不急于出去成立小家庭，“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林长民去世，林家本来复杂，长民身后，更是分崩离析，彼此自作打算，任公告诫思成，归国后因要迎养徽因之母，因此谋生问题，得细作考量，不能纯以兴趣。

往日研究者谈林、梁爱情，多止乎二人情感交流，及徽因于世俗之考量，鲜有谈及任公人品、道德对徽因个人之影响。以上书信，见微知著，徽因当日读来，当感激莫名，加以思成对她体贴有加，此某一程度，当也促进她与梁思成关系之确定。

（孟繁之）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