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90年代的陈岱孙先生

　　老清华大学教授之中，曾有三位单身贵族——金龙荪、陈岱孙、叶企孙。

　　陈岱孙于1900年农历闰八月二十七，出生于福州文儒坊簪缨之家。祖父陈宝璐为光绪十六年进士，伯祖父陈宝琛同治七年进士，乃末代帝师，外祖父和舅父为驻外使节，英语娴熟。深厚的家学渊源，陈岱孙耳濡目染，中学、西学的根基，自然十分扎实。

　　近代福州，既有海洋文化的开阔胸怀，也有船坚炮利的深刻记忆。陈岱孙出生时，正是义和团风起云涌，闹得最紧的时候。而此时，福州“三坊七巷”的前辈——严复、陈衍，引进西洋学说，立志经世济民。两位乡贤，对于陈岱孙日后选择经济学，自有一番潜移默化的作用。

　　1918年，陈岱孙考入清华高等科，经过两年的埋头苦读，与张景钺、曾昭抡、萧公权等80名清华学友，放洋游美。陈岱孙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了两年“逍遥”的生活后，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经过导师卜洛克先生特别推荐，陈岱孙得以在校图书馆书库，使用小隔间，发奋苦读，废寝忘食。1926年3月，博士论文《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通过答辩。1926年4月，陈岱孙横渡大西洋，游学欧洲，为了听一场歌剧，曾专程前往意大利。

　　1927年夏，得到母校聘书，前往经济系任教，开始了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清华岁月。有七年时间，与好友叶企孙共居北院七号住宅，并与金龙荪、叶企孙同组一个饭团，朝夕过从。

　　陈岱孙回到清华，正好赶上母校的转型——改学校为大学，1928年兼任系主任。自1929年起，长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务长潘光旦，襄助梅贻琦校长，使得清华仅用十年时间，由游美预备学校成长为国内一流学府。

　　陈岱孙先生，在清华任教之初，承担《财政学》《经济学概论》《经济学说史》三门课程，使用中文上课。这在当时，除了社会学系的陈达先生，尚不多见。作为爱国主义者，陈岱孙特别厌恶中英文夹杂使用，认为那是一种殖民地的心态。除了为一班旧制学友用英语讲授外，全部使用中文授课。这对于英语出口成章的陈先生来说，殊非易事！谁能想到，1997年陈先生去世之后，“双语教学”日益成为一种时髦，令人感慨良多！

　　陈先生与经济系肖蘧、赵人隽、余肇池、蔡可选先生一起，为培育一代经济学人才呕心沥血。巫宝三、梁方仲、严中平、杨联升乃个中翘楚。

　　听过陈先生讲课的学生，对先生的讲课风格，赞不绝口，无不认为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据西南联大的学生陈维仁回忆，每当回忆起西南联合大学，都要想到陈岱孙先生的课堂。

　　他走上讲台，先是放下包，转身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所讲的题目，然后再转过身来解开金光闪闪的手表放在讲桌上，便开始讲课。陈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且没有一句废话，一直到最后一句话讲完，恰好下课的钟声也响了。如果陈先生讲课结束，钟却没有响，那一定是钟出了毛病。至今每次回想起听陈岱孙讲课，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陈先生惜墨如金，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遣词造句，字斟句酌，议论风生的邹恒甫认为，陈岱孙的著作给人以美的享受。

　　陈先生认为自己做不到“胁肩谄笑”，所以一辈子乐育英才。但是，陈先生并不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而是处事干练，人情练达。

　　陈先生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当当，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梅贻琦校长命陈岱孙接收清华园。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陈岱孙不辱使命，努力恢复清华旧貌，实在有大功于清华。

　　随着院系调整，陈先生离开了清华园，短暂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后追随好友叶企孙、金岳霖、周培源，于1953年来到了毗邻清华的燕园，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由清华到燕园，地理距离也就数里而已，但是，陈先生开始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艰难转型，可谓漫长的跋涉。曾有20年的时光，陈先生不写一篇文章，晚辈任继愈投以钦敬的目光，这里面，有着太多历史的感慨！

　　至于给落难的学生寄送衣服、给以资助，在陈先生看来，实在是太过平常的举动，不值一提。

　　晚岁的陈岱孙，由镜春园迁徙到燕南园55号，95岁依然主持博士生的毕业答辩。回首平生，老先生认为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教书。

　　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先生去世。弥留之际，对医院的护士说：这里是清华！

　　本文摘自《那些有伤的读书人》，谢志浩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