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周一良读书题记》涉及读书随札、心得杂感、感旧伤往，也有部分叙写访书之亟、得书之乐、某一时段工作重点，内容极为丰富翔实，可作一良先生别传看。这些题记，详尽而真实地反映出他一生的治学经历，字里行间折射出其治学的曲折脉络，也反映出思想变动的斑斑轨迹。

《周一良读书题记》周一良著 周启锐整理 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

周一良先生像，陆林汉绘

　　西方有一句俗谚说，“不要带陌生人参观你的书房”（Never show your study to strangers），意思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藏书，大致可以推想出这个人的阅读范围、志趣所在、情趣修养。中国也有一句古话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意谓读一个人的文字，可据以想见这个人的学问、修养、腹笥、识见及气度来。海豚出版社新近出版周一良先生哲嗣周启锐先生整理的《周一良读书题记》，将一良先生1922年至2001年八十年间读书题记，都为一编。一良先生的这些读书题记，虽非其一生全部，仅系冰山一角，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除反映其一代学人个人学术心得所感外，因文见本，对我们深层次了解这位前辈学人，了解学科学术发展轨迹，提供了最大便捷。

　　启锐先生所编这部《读书题记》，据卷前《出版说明》，系一良先生殁后，就家中藏书逐本辑录而成，2004年曾分四次在高校古委会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连载（2-6期）。此次是第一次结集出版。是书卷前无目录，卷后无索引，编排依系题记年月，“多年份都有题记的按照内容重要程度辑入某年，仅有月份或年份都辑入该月份或年份的末尾，没有题记时间的辑录在全部最后”。所收主要是一良先生逝世后家中藏书有题记者（非批校类），一良先生生前为人假去或赠人之书，仅作部分徵集。记得原先曾见过一良先生少年时在津门读书、读帖题语，为景良先生所编电脑本《弢翁诗词存稿》之作题记等，此次均不见有收入，微叹可惜。

　　《读书题记》所收，近一半系“文革”后所题所记。整部书涉及读书随札、心得杂感、感旧伤往，也有部分叙写访书之亟、得书之乐、某一时段工作重点，内容极为丰富、翔实，可作一良先生别传看。这些题记，详尽而真实地反映出一良先生一生的治学经历，字里行间折射出其一生治学的曲折脉络，也反映出其一生思想变动的斑斑轨迹。

　　一良先生读书，一是肯下“笨”功夫，二是注重读书方法。他读书一般从最基本的原始文献、原始材料入手，网罗殆尽，进而尽力将有代表性的权威著述（包括工具书）一一悉心读过，每有心得，辄于书眉、书端手加批写。一良先生尝自谓：“一良藏书无珍本，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不忍舍弃之矣。”（1940年11月13日致傅斯年先生信）之后才是运用各种方法，勾勒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他自幼受过扎实的乾嘉考据学派训练，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深受熏染，有渊综广博的文史修养；青年时入燕京和后来留学哈佛，又有机会接受最一流的名师指导，接受过系统的近代西方学术和科学理论训练，并且掌握了多种语文作为工具；1950年后，又时刻注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用以援入学术研究。加以家庭条件好，父亲是有名的藏书家，自己自幼喜好读书，因此眼界也比同时代的学人要宽得多。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每每感到既扎实详审，又能高屋建瓴把握问题，出入古今中外，于文献材料驾驭得心应手，读来非止“感佩”二字所可形容。这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是极不多见的。他读书之“狠”之“笨”，在此部《读书题记》中时有体现。如《读书题记》74页《世说新语》条题记云：“朱笔为三十年代读书时所写，墨笔为四十年代手迹，铅笔则七十年代重读时所记也。”同页《例解日语词典》条题记：

　　周一良，一九五八年四月买于锡拉胡同。

　　在梁效学习班中，翻阅两过。第一遍摘记成语及谚语，第二遍注意拟生词及重叠词，同时摘记用汉字而意义全无关者。华人学日语，尤应特别记忆此中词汇，他日拟编一手册。七八年三月，一良记于红二楼。

　　一九七六年冬受审查期间，曾翻阅此书数遍，大得其意，时枝氏曾在汉城教书，与魏老（建功）为同僚。一九八六年四月，一良记。

　　读辞典尚能如是用功，他同时人中，恐怕也只有钱锺书先生可与之相比吧！此外再如124-125页所记《赋钞笺略》条，时年（1986年）他已七十四岁，犹“试背诵小赋”，令人钦讶。105页《敦煌变文集》条记：“周一良，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收到。八三年五月为写书仪考之二，重读一过，昔年所校殊嫌草。昔年只在夜阑灯下校读数卷，迄无暇全读，一九八三年夏，摆脱系务后，始得通读此九百馀页，时正拟草书仪之二也。六月十三挥汗记于燕东园廿四号楼下。”其对学问之锐意精进如此，要求如此，实在令后辈览此汗颜，折首宗法。

　　《读书题记》一书，在体现一良先生学术素养和学术训练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为人论学注重大端，取法乎上，心存仁厚的本性。在他笔下，虽有臧否，但绝无任何轻诋、谩骂的词句。此类例子甚多。如70页目加田诚译注本《世说新语》条题记云：“渡部武先生寄赠，一九七六年九月收到，一良。此书收到后即值毛主席逝世，未及阅读，以后又入"梁效"学习班。到七八年九月间，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翻阅《世说》，始参考此中译文及注解。《世说》颇不易解，此书日语译文甚能体会原文语气，又以当代口语表达之，流畅易懂，极为难得。然不免有误解误译处，皆为标出，俟将来有机会与渡部武先生等一商榷也。七八年十月七日。”77页《滇绎》条题记：“次近人鸠集滇南故实之作，虽无罕见材料，然颇有用。七九年一月买于琉璃厂。”82页《梁巨川先生遗笔》条题记：“七九年九月买于琉璃厂。此人虽不免迂腐，而所论民国初年社会政治风气，亦不为无见，是以帮助说明辛亥革命之不彻底性也。”97页《笔谏》条题记：“此是善书性质，当时实为迂腐浅陋之作。然今日藉以考察百年前之思想及社会却颇有用。著者为满族武人，尤为罕见也。”虽皆有评骘，但均能见其大，且绝无一句谩骂诋毁。

　　对于前辈、同时人及后辈的著作，他亦每每见贤思齐，由衷赞誉，不时加勉、取法，毫无半点嫉妒之心。如111页《非洲通史简编》条题记云：“杨人楩先生以花甲之年，改治非洲史，孜孜不倦，成此巨著，而我年甫不惑，改治亚洲史，只有半部亚洲各国古代史，能无惭怍？八四年五月廿七日，杨先生纪念会后有感，一良。”再如118页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他题记云：“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为写魏晋南北朝史学文重读一过，书中关于史学上之利用一节立意甚好，可以取法。一良记。” 他与王瑶先生虽相识而不及深交，1991年3月25日读《王瑶先生纪念文集》，心下感喟，作题记云：“读此书后感到始真识王瑶其人，惜当年未与深交也！”（143页）言下不无追悔之意。1994年1月读《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亦记：“读王瑶纪念集后，深恨未尝往来，读此册有同感也。”（157页）再如对蒋礼鸿先生，他于1961年7月题蒋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云：“数年前校订敦煌变文每多疑义，惜无暇详考，闻有此著而屡求不得，今无意于琉璃厂购到。一良记于前门饭店，一九六一年七月”（54页）；1981年增订本出，他于1983年6月为草书仪考之二，重读此增订本，又作题记云：“此书增订后，上溯下连，豁然贯通，极见功力，不仅读变文不可少，亦治中古语言极紧要之著作。”（106页）极尽赞誉，毫无做作。对于晚辈白化文先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一书，他也由衷推崇，题记说：“化文同志见赠。昔年用此书只能借图书馆之日本佛教全本〔书〕，后又利用日文译本，此中文校注真乃嘉惠士林功德无量也！九三年三月，一良记。”（153页）题记是私下撰作，随感随札，犹谦撝如此，颇见其行藏为人、胸中格局。此当与其父早年对其之身教密不可分，“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影响其一生。

　　《读书题记》最感人至深者，是他题记师友著作诸条。睹书怀人，品物思旧，感情极真挚而诚正。如90页《敦煌古藉叙录》条题记：“"藉"似应作竹字头，但汉人隶书亦有草、竹相易者也。此书中收余跋文一篇，因五三年以后改行，遂未留意及之。今购读始知，有三（王重民）先生殁已数载矣，为之黯然。八年六月一良记。”92页《北海题襟集》条题记：“此昔年大纲（俞大纲）所赠也，前闻其溘逝于台，昨又得贞一（劳榦）于美去世。唯槃厂（陈槃）尚在台，曾见其写真于名人录中，犹是蓝布长衫之旧日书生本色。八年六月，牟郊叟。”156页《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三编》条题记：“此书为祝吴公八十寿辰而编，孰意竟成身后哀荣，伤哉？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收到，一良记于北大。”以上几位皆是他论交论学逾半个世纪的旧雨相知，朋辈凋零，睹物伤怀，“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即使今天读来，犹不胜怆然之感。再如125页《东塾读书记》条，怀念私塾启蒙老师张潞雪先生；153页《古文字学导论》条，追怀早年私塾老师唐兰先生，皆情真意切，令人可感。《生涯：日本学始祖》一书题记，怀念他留学哈佛时代的导师叶理绥先生（Serge Elisséeff）。此时一良先生已是皤然一叟，七十二岁的老人，距他与叶理绥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已近三十年，叶理绥先生下世亦已十年，墓木早已高拱。他在《扶桑四周》里亦提及是书说：“我早年从家庭教师学习，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涉猎。但系统地讲求日本语法，系统地学习日本文学，得窥门径，还是英利世夫先生（叶理绥先生日文名字）所指引的。”（120页）言下不无感慨。

　　记汪籛先生《隋唐史论稿》，别有感怀：“汪籛同志为寅恪先生高第弟子，聪颖过人。毕业于扬州中学，人皆以为当报考理科，而竟入历史系，终于十年动乱之始即遭迫害而逝。悲夫！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三日汪安同志送来。一良记。”（98页）此与陈庆华先生去世后他的感喟是一致的。他于1984年9月5日给好友谭其骧先生的一封信里说：“陈庆华同志噩耗谅早已得悉。渠曾列我兄门墙，颇致钦挹。追悼会适系主任田（馀庆）公外出，弟以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身份致悼词。我于庆华十年以长，真可谓反其道而行之。此公过于懒散，胜过其师邵（循正）公，身后竟无只字可供刊印记念，殊可惜也。”叹息汪先生、陈先生皆未尽其才即去。

　　再有伤怀亡弟珏良先生一则。见159页《周珏良文集》条题记：“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收到，距珏良之殁二十月矣。一良记于燕东园。”言有尽而意无穷，兄弟之情怡怡，读来令人动容，适如晋人潘岳《杨荆州诔》所谓，“举声增恸，哀有馀音”也。

　　《读书题记》中《花随人圣庵摭忆》条（117-118页）、《柳如是别传》条（139页）及《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条（142页），皆思怀及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是一良先生一生最最崇奉的前辈师长，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佛学梵文研究，即是受了陈先生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馀，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139-140页）

　　《花随人圣庵摭忆》条下，一良先生1999年5月9日补记：“据台湾所出补编，此书一九四三年（瞿兑之？）只印百部，故极少见。昔年余季豫（嘉锡）先生及寅老皆借余此册读之也。九九年五月九日，一良左手记。”陈寅恪先生1947年有《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句“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馀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及小注“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书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一时流脍人口，据此条始知当日寅老得读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是假自一良先生。单据此条，亦可想见当日师生相得之状。再如《柳如是别传》条题记：“藏先生此书有年矣。一九九年秋自美归来始读之，盖有由也。”具体何由，没有讲出。《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题记云：“昔年宝藏寅老所寄明信片数张，文革中毁去。一九九一年一月廿五日归京已半载始访书琉璃厂，见此手稿本亟购藏之。一良记。时已过七十八生日。”寥寥数语，真挚情感跃然纸上，引人感怀。

　　走笔至此，亦须提及一件珍闻。1947年，一良先生在燕京受人倾轧，前途渺茫之际，也是陈寅老伸出援助之手，代为推荐，援入清华大学。是年2月25日，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院长的雷海宗先生（院长冯友兰先生出国），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一份报告里说：“关于上次聘任委员会外语系未决各案，查询结果如下：（一）周一良先生，据陈寅恪先生言，造诣甚高，现在他校待遇，因有特殊情形，不足为据，如下年聘请，可予以教授名义，待遇照例。……”梅校长批示：“四百六十元。琦。三月七日。”从这份报告里，可知之前校聘任委员会在审查外语系拟聘名单时，对于是否聘任周一良，存在讨论，故而未决。复议时，陈寅恪先生推荐语起了关键作用。此份报告，连同此前（2月7日）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致梅校长函，并见清华大学校史档案。此段情由，一良先生生前从不曾知晓，寅恪先生亦未尝与之道及。一良先生晚年谈及转入清华经过，一直以为是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欲以延揽他，来排挤系里进步教师关世雄（《毕竟是书生》43-44页）。孰料竟是这般情由！现在社会上流传，说一良先生1950年代后曲学阿世，紧跟政治，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因此在编辑自己文集时，特别交待蒋天枢先生帮助删去了《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前追忆与一良先生论学一段，《元白诗笺证稿》等文凡提及“周一良”三字处，皆以“周某某”替代。一良先生在日，亦以为此是蒋先生禀陈先生之命所为，为之自责不已，成为晚年一大心结，曾撰《向陈先生请罪》等文，自作检讨。几年前高克勤先生为撰写《〈陈寅恪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查询上海古籍出版社档案，始知并不是陈先生之意，乃“文革”后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受审查，触犯时讳，蒋先生为顺利出版陈先生集计，私自为之。

　　上述之外，《读书题记》中引发读者感喟的，还有一良先生至老犹不废读，晚年不良于行，尚坚持逛书店买书诸条；遇及好书先人后己（赠张永言先生书事、赠夏应元先生书事），同景良先生兄弟相与论书，及夫妻共读共译诸事，不胜枚举。相信好学深思的读者都会览此触目经心，有所感怀，兹不一一赘述。

　　最后，谈谈此部书的优处及不足。

　　此书的编排体例甚好，各题记不分类布居而系以题记年月，这样的好处是得以见其大，容易使读者从比排的年月中把握一良先生一生的治学方向、某一时段的工作重点、一生的治学脉络及思想变动的斑斑轨迹，为全面评介他的治学史、思想史及心灵史，提供了最大便捷。同时也为衡估1950年代后我国历史学科领域的学科规划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最大帮助。此外，因题记文字所及，于古今中外时贤的学术研究成绩多有臧否、评骘，亦提供了不少学林珍闻掌故，因此对于学科学术发展史及学术观念史的研究而言，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此部书的整理工作若能更进一步，据一良先生生平履历、著述年表、私人日记、往来信札、亲友学生回忆，逐年丰实，将是一部很好的《周一良编年事辑》。过去，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先生曾据周叔弢先生藏书题跋、购书日记、往来信札，辑出一部《弢翁藏书年谱》，因此也期待启锐先生或将来其他人，能在此书的架构及基础上，编出一部周一良先生年谱来。

　　此书的不足，贺宏亮先生已有勘误，无须赘述。最明显的是文字校对不精，录入、编辑、校对失误比比皆是，编排体例有待进一步完善者不少，整体似嫌过粗。倘若能是正这些问题，将徵集范围再稍扩大，增加目录、人名书名索引，再附以原书书影、作者手迹，将会是一部“珍藏品”，非特止为一部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著作矣。（孟繁之）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