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总有人在万里之外牵挂”

○葛兆光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旧书库的角落里，收藏着一些有趣的剪报资料，分门别类，都以黑色硬纸板作成封面，用白色写标题，看上去并不起眼却很有价值。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些资料究竟是谁整理的。其中，既有现代的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的，也有古代如李渔、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的，里面也有一份薄薄的“陈寅恪资料”，剪贴了196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去世后，海外报刊的各种有关文章，不少是研究陈寅恪的学者所没有见过或未曾提及的。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第二十一章《身后是非谁管得》中，曾经提到过香港《新晚报》（没有日期）、《春秋杂志》（1969年12月1日，298期）、台北《中央日报》（1970年1月26日）、《传记文学》（16卷3期）等等，来说明陈寅恪死后哀荣在两岸之殊异，但是，如果他能看到这份剪报，就会增加很多很多资料，如曹聚仁、今圣叹、费海玑、清华生、章曼的回忆和纪念文字。在普大客座的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我扫描了一份存在手边，好几次想为此写一篇文章，却因为疏懒的缘故，始终没有写出来，这个暑假稍稍有些闲暇，再次翻看这册资料集，便顺手写了以下这些笔记。

1969年10月7日，七十九岁的陈寅恪去世。在大陆，虽然10月17日有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次日《南方日报》有一百来字的讣告，但在那个非常时期，除了革命再革命的高潮迭起，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震撼，一切都不引人注意。不过，始终牵挂这位大学者的海外却相当敏感。在这册《陈寅恪资料集》中，收录最早的是一个署名“丝韦”的人11月5日在《新晚报》发表《记陈寅恪在广州病逝》，引用了《南方日报》的消息，对陈寅恪的逝世很是惋惜，并且一连引用陈氏《蒙自南湖》（景物居然似旧京）、《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沉沉夜漏绝尘哗）、《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故国遥山入梦青）三首诗，感慨陈寅恪一生命运多舛；稍后是一个署名“守为”的人在11月11日的《明报》发表《陈寅恪之逝》，介绍了陈寅恪的生平业绩，特别提到他“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世界第一”，文中说到一则无法证实的传闻，即陈寅恪曾经用英文作题为《武曌与佛教》的学术演讲，“许多外国人听到武曌之名便怀着好奇心来听她的艳史，怎知道陈先生所讲的纯是学术考据，绝无艳史可闻”。

或许是这一消息激起了海外报界的纪念潮。先是慧庵在11月17日、24日、12月1日连接发表《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史学》（上、中、下），接着是曹聚仁11月接连发表三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短文《谈唐学》（上、中、下）。只是陈寅恪逝世的消息传到香港已是11月，就像11月30日出版《明报周刊》上署名“克亮”的《史学家陈寅恪逝世了》说的，“这个迟来的噩耗，也要靠‘带口讯’才使海外的人知道”，所以，迟来的消息让很多人认为，陈是11月初才去世的，前引丝韦、守为的文章，都说陈逝世是在11月初，而于徵在11月19日《星晚》发表的《记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中，评论陈寅恪有关中古历史中“种族”与“文化”极其重要的学术观念，也说“陈先生已于十一月初在广州病逝”；而据说曾经是陈寅恪学生、1934年入学清华的葵堂，在《新晚报》发表《忆陈寅恪先生》时，也说“陈寅恪先生在本月初病逝”。值得顺便一记的是这篇文章的后面，他回忆当年清华大学时的情景相当生动，不妨写在下面：“到了冬天雪季，只见他（陈寅恪）头戴青色风帽，长可披肩，腋下夹着或青或紫的布书包，在青松、白雪映照下的红桥上慢慢而行，当时的园中人每每称道之为灞桥风雪中的人物，只是少了一匹小毛驴。”

最全面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前面提到的慧庵《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史学》。慧庵的文章全面回顾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的成就，特别详细介绍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元白诗笺证稿》等书，以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秦妇吟校笺》等作品的内容；而另一篇则是12月出版的《祖国》署名“章曼”的《敬悼陈寅恪先生》长文，这篇长文一开头就指出，按照陈寅恪先生的地位，新华社应当发表讣告，但陈寅恪先生“早已被认为是应予打倒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后复被打入牛鬼蛇神行列，在□□看来，其死自不足惜”，所以不予报道。接着文章详细介绍了陈寅恪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推重他是“一代大师”，是“世界权威”，并且引用了不少资料，说明1949年之后他在大陆被批判的情况。我很吃惊的是，这位章曼居然收集了如此多的批判资料，包括陈伯达、郭沫若、北大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等等，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批判情况，文章中叙述得格外清楚，如七十一篇批判论文中，有关陈寅恪的三十六篇，当时批判会上，有人说陈寅恪是“活僵尸”等等。我不知道这位章曼是何许人，但他很能体会陈寅恪先生的心境，不仅指出陈寅恪先生二十年中，“徒苦不得自由研究，自由发表……其内心之痛苦，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而且引用《论再生缘》等等文献，指出陈寅恪先生内心最重视的，就是这个“自由”。

当然，在这份《陈寅恪资料集》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也有不太赞成陈寅恪的人，也在纪念潮中写了文章论陈寅恪。12月14日，《新晚报》的“下午茶座”栏目发表清华生的《陈寅恪趣事一则》，说到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入学考试中出对对子的题目这个故事，也算是纪念刚刚去世的陈寅恪先生罢。“清华生”我没有考证是谁，但是文中提到“我有一个同学就大吃了这一届试题的苦头，考罢出场，骂不绝口”，可能他也是当年的清华学生，但似乎对陈寅恪先生的这个做法并不满意，所以，用了鲁迅“专门家的话多悖”，评价对对子作为试题的方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海外对陈寅恪的关注，并不都只是在他的身后，也在他的生前。在这份资料集中，我特别注意到1967年5月10日的《人物杂志》。这份杂志特别在整整十年之后再度转载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访陈寅恪教授》，这篇发表在反右前夕的访问记中，一个来自北京的记者梁诚端提到，那时候到处在大鸣大放，唯独陈寅恪始终“默默而不鸣”，虽然也有人试图“诱敌深入”，让陈寅恪说说对“百家争鸣”的意见，但陈寅恪只是“淡然地让你去看他的门联”。梁在副校长陈序经的指引下好奇去探访陈宅，看到门上贴着“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陈寅恪这种沉默的方式，让他和家人躲过反右的一劫，也赢得了后十年的大致平静。《人物杂志》十年之后重新发表这篇访问记，没有加任何评论，只是在“他（陈寅恪）在广州生活上受到特殊照顾”一句下加了一个*号，注上“此为红卫兵清算陶铸的罪状之一”。

可是，十年前这种沉默保护了反右运动中的陈寅恪，十年之后，无论如何沉默都无法帮助“文革”风暴中的陈寅恪，他无法逃过劫难。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没有特别详细记载陈寅恪被批斗，只是在1967年末说到红卫兵要抬陈去大礼堂批斗，历史系主任、陈门弟子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的事情。但1968年的《万人杂志》上，却有两篇文章有所叙述，其中一篇是3月21日署名“风雪”的《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被斗被打》，劈头一句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位名学者，虽然逃过了‘反右’那一关，却逃不出‘文革’这一关”，作者虽然也承认自己是参与斗争陈寅恪的“一分子”，但是对于红卫兵不放过一个瞎了眼睛的大学者，觉得内心很难平静。他颇为了解中山大学的情况，他说，中大红卫兵三派中，“中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还算留有余地，但“中大红旗”和“中大八三一”却下手凶狠，在一个三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连拖带打，把陈寅恪弄上大庭广众中，施行残暴斗争”，而且还让陈寅恪当场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出，罚跪下”，然后让陈寅恪自己写“陈寅恪不学无术”、“陈寅恪一向反党反人民”等等，当陈寅恪说“我不懂写这些字”的时候，“鼻子上挨了几下有力的拳头”。

这两年，我常常翻看这本《陈寅恪资料集》，回想那个时代的陈寅恪，也回想那个时代的身边往事。我没有去考索这些多用笔名的作者们是谁，也没有查证这本资料集的编辑者是谁，阅读中，我只是被一种复杂的感觉所纠缠。一面感到悲哀，因为学术敌不过权势，学者始终无法摆脱时代和政治的压迫，陈寅恪的晚年悲凉，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的必然命运，灵台无计逃神矢，就只好我以我血荐轩辕了。一面也感到欣慰，尽管陈寅恪在广州、在中山大学遭受折磨，最终默默离世，但仍然有那么多人记得他，怀念他，这是对一个真学者的永恒纪念，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普林斯顿，也有人在默默地收集有关他的各种剪报，让后人知道，“总有人在万里之外牵挂”。

转自《文汇报》2012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