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举有

前些日子，著名铜镜专家王纲怀先生，寄给我他近年来的铜镜专著多种：《清华铭文镜——镜铭汉字演变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止水集——王纲怀铜镜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三槐堂藏镜》（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清华铭文镜》（线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唐代铜镜与唐诗》（与孙克让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此外，还有《西汉蟠螭纹铭文研究》以及在报刊发表的铜镜论文多篇。

几年时间，就出版如此丰硕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是多么不容易，也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更使我敬佩的，是先生治学之严谨，研究之精深，而且，总是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目前，国内出版各种铜镜著作不少，多达数十种，但其中有不少著作缺乏研究深度，只对铜镜作泛泛的介绍。王先生则独辟蹊径，曲径通幽处，一路上，“江月随人影，山花趁马蹄”，让一个崭新的天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195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中大著名的隋唐史教授陈寅恪老师，开了一门《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我记不起当时由于什么原因没有选修这门功课，为此后悔了一辈子。“以诗证史”，是寅恪老师开辟治史的一条新途径。我读了王先生的著作后，发现他有类似寅恪老师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以铭证史”。即用铜镜铭文，来证明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如《新莽镜单于举土铭释考》，就证实了西汉末年新莽与匈奴之间的一段和平历史。王先生经过考证后，得出结论说：“新莽镜铭文中出现‘单于举土列侯王’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史过程，亦是汉王朝乃至新莽对匈奴和平史的一段回顾。镜铭可以证史，新莽镜铭‘单于举土列侯王’算得上一个佳例”。

王先生另一篇题为《铭文铸民意，明镜鉴直臣》的文章，对西汉照明镜“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雍塞而不徹（泄）”的铭文，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跳出惯性思维而从借镜喻人的思路解读昭明铭文”，把镜铭译为：“品质高尚赤胆忠心清白坦荡，忠贞不二形象崇高日月同光。耿直尽忠祸福倚伏深微难言，君臣不和沟通阻塞横遭祸殃。”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昭明镜诞生于汉景帝时期，流行于汉武帝时期，镜铭内容是对汉景帝时期大臣晁错的深切怀念。他解释说，晁错为安定国家，向景帝提出“削藩”的主张。然而，景帝只知一味削权，不做防叛筹谋，后来爆发“七国之乱”，外有大兵压镜，内有袁盎僭言，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呐喊声下，景帝方寸大乱，晁错被冤杀。成为西汉一大冤案。当时就有人为之鸣不平。谒者仆射邓公当着景帝的面发泄不满：“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戳，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深表悔恨之意。因此王先生指出：“汉代铜镜铭文属于一种民间通俗文学，文字及各地镜师创作，为大众所共同传播和拥有。邓公的话可以说是当时民意的体现，反映了百姓对晁错的景仰和怀念。一些镜师推出昭明镜，把这种感情记录在铭文中，当在情理之中。其时，官方未曾公开平反晁错冤案，民间自然不便明言。于是，便有了这篇微言大义的昭明镜铭。”

在《止水集·新兴铭莽式镜》中，他说：“莽式镜铭文内容丰富，深具历史价值，多有文化内涵。以阜阳市博物馆所茂‘刘氏去’镜为例，铭文：‘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乐可喜，井田平贫广其志’。内容通俗易懂，此镜证实了王莽掌握政权后推行‘井田’制的一段真实历史”。

王先生对铜镜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科技、风俗、工艺、文字、典章制度、中外文化交流等等。在其中的某些领域，他已取得非常重要的成就。如对铜镜文字的研究，《清华铭文镜》一书的副标题就是《镜铭汉字演变简史》；在《三槐堂藏镜》一书《前言》中指出：“文字及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简章。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秦汉之际，铜镜上就出现了铭文。由标准的小篆起，依次是西汉的缪篆、简棣，新莽复古行悬针篆，东汉中晚期的标准隶书。桓灵之际开始流行楷书、行书、草书，魏晋南北朝则盛行各种书体。在隋唐以前，汉字就已经完成了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两宋以降，铜镜趋向实用，在铸造技术和工艺美术两个方面的总体质量有所下降，但镜形与书体呈多样化趋势。不仅镜形多达二十余种，铭文书体更是变化丰富。一部铜镜铭文史，近似一部中国书法史。镜铭文字中，篆、隶、楷、行、草五体齐全，与石碑、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相比，镜铭文字毫不逊色。”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对铜镜文字的研究功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王先生对中日两国铜镜文化的交流，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他本人是一位杰出的铜镜收藏家，收藏古铜镜数十年。著名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说，王先生收藏的铜镜中，“不乏精品，如两面‘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的新莽铭文镜。就目前所知，同类者存世甚少”。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1985年，我在研究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博具时，发现博局的图案与西汉出现的被称为“规矩镜”的图案完全一样，于是，我发表在《考古学报》1986年第一期《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局纹镜》论文中，专门写了一节博局纹镜，将“规矩镜”改称“博局镜”的理由进行了陈述。不久，我就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周铮先生从北京打给我的长途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整理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铜镜拓片时，有“刻具博局去不羊”铭文的铜镜拓片，可以作为我论点的有力证据。我听了为之雀跃。之后，周铮先生在《考古》1987年12期发表了《“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的文章。当时我想，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张铜镜拓片太重要了，同时又想，要是有实物就好了。但是，不管我怎样去寻找，就是没有一点消息。可那时，我哪里会知道这世界上，王纲怀先生藏有“刻娄博局去不羊”铭文的铜镜呢，而且竟然藏有两面！

王先生在去年出版的《清华铭文镜》（他捐献给母校清华大学的铜镜）一书中说：“对有TLV纹饰的铜镜历来称谓不一，或称规矩镜，或称六博镜，或称博局镜。因此类镜有铭文‘刻娄博局去不羊’的内容，故称为‘博局’言之有理，命名‘博局’引证有据，在学术界已取得共识。”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到底叫“规矩”镜，还是叫“TLV”镜，还是叫“博局”镜，中国、日、英、美等国的考古学家，争论了差不多一百年，这个打了一个世纪的“笔墨官司”，因这面“刻娄博局去不羊”铭文铜镜，得以结案。

“刻娄博局去不羊”铭文博局镜及拓片局部，后由王纲怀先生捐赠给清华大学

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刻娄博局去不羊”铭纹博局镜，现存世极少，全世界才几面，而王先生收藏了其中两面，特别是王先生的两面中有一面与众不同。王先生在《清华铭纹镜》一书中说，国内外所见“刻娄博局去不羊”铭文镜，“多以‘新’或‘汉’为首字，唯此镜以‘作佳镜’为首句，且铭文内容完全与众不同，”是孤品，非常珍贵！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说，也是最重要的。王先生收藏铜镜，不是为了竞标高古稀罕，不是为了追逐市场投资价值，甚至也不是为了个人赏玩，主要是为了研究中华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弘扬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王先生虽然喜爱铜镜，却不藏私，在他母校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日，把他费尽心血，数十年搜集珍藏的数以百计的珍贵铜镜，捐给母校，贡献给国家，让这份珍的文化遗产，千秋万代永久保存流传，令人感佩！

王纲怀，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曾任上海联合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上海建筑艺术中心主任等职。退休后，热爱铜镜文化，自2003年起先后发表《西汉草叶纹镜》、《唐镜中的鹦鹉》、《铜禁时期钱监铸镜》、《闰七月铭南唐镜纪年考》等文章。2004年编著出版《三槐堂藏镜》。曾于2011年4月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自己多年的珍藏――100面中国古铜镜和100面日本古铜镜。

转自《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