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仲维畅

许先生名先甲，光祖，又名夐，字肇南，少兰，少南，绍南，号石枬，汉族，贵州贵阳人（1886.12.12.～1960.12.26.），我国现代水利电力先驱，水利工程教育家，我国最早的电气工程师之一，中国古文字学家，中国同盟会会员。

先生出生在四川省巫山县县令许尧父家中，4岁丧父，由慈母谭扬秀（贵州清镇人）抚育，但不幸贵州白喉流行时兄弟二人均染此疾，上午小哥夭折，下午胡姓亲戚来访，见状告知有特效草药，乃遣人飞马前往某行善施药处取回，救得先生一命（时年8岁）。稍长延师贵州毕节路幼清老先生教读，由于路老教导有方，先生领悟默契，不数年先生即精通古文诗书，路老异常欣喜，并将自己女儿路彬(字淑娟)许配先生。

先生痛感中法之役陆战虽胜，却仍受割地赔款之辱，毅然摒弃对他说来并不困难的“科举仕途”，投身维新，寻求救亡之方。1903年，翻越娄山关前往成都，进入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贵州省穷，未能开设新式学堂），学习西学。

在那儿不仅接触到了制造坚船利炮所必需的数、理、化知识，更受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熏陶，与同学卢师缔（后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中任军长）、吴玉章等时相过从，并秘密集体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当时孙先生派熊克武回川建立分会）。因四川高等学堂所聘日本教习的语言隔阂，使先生感觉学到的知识太少太慢，故向往去日本求学，但母亲始终不肯让自己的“独苗”出门，某日谭氏发现先生所读竟是宣传革命的书籍和鼓吹立宪的《时务报》等，立即拿去付之一炬，并警告先生：“那是要砍脑壳的！”还同意先生留学，更促其迅速成行。

1906年先生全家东渡日本，先生在宏文书院学习日语、英语和科学知识，夫人学习绘画艺术，并举家参加同盟会集会，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等。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政策，迫使先生决定只身前往美国学习，母亲和妻子则返华。1908年5月先生赴美就读于依利诺伊（Illinois）大学机械工程系，为贵州省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多收的“余额”，限清廷选派游美学生之用。先生1910年回国考取第二届“赔款游美官费生”，再度去美，入威斯康辛（Wisconsin）大学，专攻电机工程，并到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斯坎奈克塔底（Schenectady）工厂中实习，和美国工人一起打铁、进餐……从而在电机制造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13年即获得学士（B.S.）和电气工程师（E.E.）学位。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又入波士顿的哈佛（Harvard）大学学习工业经济和经营管理，而主动放弃了对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却掌握了企业的建立、组织、管理及经营方法，并婉辞了G.E.公司邀他为其远东总买办之聘请。

1910年二次赴美途中，即向同行之65位（另外4人亦回国考取的原留美自费生）初次出洋赔款学生热情、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情况，指导他们选择专业和学校，帮助他们迅速适应新环境，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就包括竺可桢（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首任副院长）、钱崇澍（雨农，我国现代植物学泰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等众多我国科技界、教育界的老前辈。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拥护，而被举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

先生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便倡办《留美学生年报》（后改为季报），并首先著文《敬告同学》:爱国，自尊，尽责，笃学，探本，强毅。又译《曹君云祥（后任清华校长）致友人书》，“以裨宜初来和未来之留美同学”。更发表《谴派赔款留美学生办法管见》一文，建议留学生在国内读大学一、二年级、出洋读三、四年级及研究生,以提高效率和节约经费,被当局采纳，遂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上列学制之设（一直沿用到1929年）。但他不赞成仅由“清华”学生中考选留学生，而主张面向全国公私各校，择优录取,此建议亦被接受，而有“清华专科生”（即其他学校毕业而考取赔款公费者如茅以升等）之出现。

1914年先生学成归国，正值维新、立宪派状元、“东南实业领袖”、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张謇（季直）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计划治黄导淮，疏浚大运河，开垦苏北滨海盐碱滩地，虽多次聘请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Van der Veen)和美国工程师等查勘，但仅得些原则性报告，故深感大量培养本国水利人才之必要，遂决定在南京创办“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我国最早的专为培养水利工程人才的高等学府（今河海大学前身），遴选先生为筹备主任，以拟定校章、校课、校费、校员，编写设校《旨趣书》。1915年1月9日正式委任先生为校主任（1919年12月改称校长）。1月15日接收借用的丁家桥江苏省议会为校址，2月7日于直、鲁、苏、浙四省分途招生，3月15日正式开学，成为辛亥革命之后南京第一所招生开课的公立高等学校。28岁的先生率赔款学生沈祖伟（奎侯）、计大雄（鹭江）、周厚坤（朋西，中文打字机发明人）、顾惟精（心一）、范永增（霭春），张谟实（云青）、杨孝述（允中）、留德学生李协（宜之、仪祉，后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刘梦锡（后任中山陵监修工程师）以及张准（子高，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等创建起完全依靠本国人才的中国首座工科大学，并于1917年春就培养出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批优秀水利工程专家，如汪胡桢（佛子岭水库总指挥、三门峡水库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水利电力部顾问）、须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总工程师）、陆克铭（指导抗美战争中的越南克服洪水灾难，受到胡志明主席亲自嘉奖）等，为我国的水利工程教育和现代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先生亦因劳绩卓著，荣膺大总统颁发的五等（1916年）、四等（1919年）和三等（1920年）嘉禾勋章之褒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南京“下关”因具水陆码头，市面突然兴盛起来，对电力照明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1910年冬才开始正式发电的“南京电灯官厂”（前清金陵电灯官厂，设在西华门，即今逸仙桥东堍路北）仅装有 100kw单相交流发电机3台，各用165匹马力直立复涨蒸汽引擎传动，功率有限，噪音震天，致使下关一带的电灯光呈暗黄色，又时因燃料中断，发电极不正常，市民苦之，乃联名呈请在城北筹办新厂，交通部批复同意。当时江苏省（包括上海市在内）尚无能够规划、设计、建立电灯厂的电气工程师，江苏省长公署实业厅遂将电灯厂建厂工作委托给了先生。先生1917年已有协助民营“福州电灯厂”经理员孙世华用G.E.公司新机组建厂发电的经验，故作为“河海”校长的先生欣然承担起了这项重任：选定了G.E.公司先进的1000kw汽轮发电机一台（包括锅炉及附属设备），并于1920年6月在《申报》上连登广告，公开为厂房的建筑招标，最后上海“南洋建筑公司”中标。先生便在电灯厂工地（今中山码头）和“河海”校（今白下路南京六中）间来回奔波,为争取时间，先生使用了南京城内仅有的两辆汽车之一（另一辆为省长专用）。先生除亲自筹划、精心设计、具体指导、谈判交涉外，还须克服老电灯厂官员们的刁难制肘，如拖延拒付其建设资金，迫使先生变卖了贵阳指月街祖传旧居以填补资金之不足。几经周折，1921年5月4日，“下关电灯厂”终于建成发电，这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运行成功的公立火力发电厂，发电量大增，使下关一带的电灯光由黄变白，市民拍手称快，而煤耗却远低于西华门电灯厂的老机组，为中国在电力建设事业上争了一口气，因为这类工程当时都完全由洋人垄断，故受到农商部和江苏省长公署的“传令嘉奖”。先生将购置机组设备时美商沿旧例送的“回扣”全数交公，此举为贪官污吏们所不容，于“下关电灯厂”全部建成、稳定发电后，竟以未按期发电为由，将先生排挤出了南京城。

下关电灯厂建成不久，“英国驻（北）京艾（斯敦）公使，（5月）12日早车抵宁，即入城会晤军民两长，……”并在双门楼的英国领事馆（后成为英国公使馆）约见先生，质问为何不购买英国机组（那时英国工业和科技均居世界之首），先生答以“所学惟美国设备”，艾大为震惊，方悟英国外交远远落后于美国！先生更促其迅速报告伦敦，仿效美国做法。以此为发端，英国果然于1923年起以出售水利、电力工程器材（如抗战前“导淮”工程中三河闸的闸门和下关电厂的输煤吊车、传送机等）和接纳中国留学生（如钱学森、卢嘉锡、黄玉珊等）的方式退还了“庚子赔款”余额（多要，不该拿的那部分）。

先生留美期间即和杨铨（杏佛）、任鸿隽、胡敦复、胡明复等共同发起在康奈尔(Cornell)大学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两个组织后来都移回国内，成为重要的民间学术团体。先生更担当起“中国科学社”主办的我国第一份科技期刊《科学》的经理员。先生亦是“南社”社员。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南京各界立即响应，5月9日在小营“演武厅”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参加者有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四千多人，5月13日大、中学成立学界联合会，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5月15日又当选为参事长。先生并未依从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立即开除爱国学生，反使“河海”成了南京学界的爱国中坚。江苏省督军署强迫先生开除革命学生领袖沈德济（泽民，中共早期党员，鄂豫皖苏维埃省委书记，烈士，作家沈雁冰之弟）、张闻天（应皋，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王维克（华罗庚启蒙老师）等，然后欲逮捕之，先生竭力保护，直至“实在顶不住”时，则让彼等火速退学离校他往，遂免于难。

先生拟返蓉执教母校，在汉口码头上邂遇“河海”前教授周厚坤，周力阻其西行，并举荐为“汉冶萍钢铁公司”下属在江西的“鄱（阳）乐（平）煤矿”矿长，先生乃折返赣东北，率“河海”1920级毕业生董开章及全矿职工开辟草莱，建设矿井，1922年夏在距地面200余米深处挖到了煤层，正准备大量开采时，恰逢李烈钧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北伐，由粤入赣，驱逐江西督军直系军阀陈光远，败军冼劫矿区，抽水机被毁，地下水涌出淹没了矿井，去上海购置抽水机，又遭日商阻挠，致使先生无法继续工作。遂奔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广州，任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6月合并为广东大学，1926年7月更名中山大学）教授，并兼广东省长廖仲恺先生的秘书。由于先生截获商团的走私武器，消弭了商团武装叛乱对革命政权的威胁，因而受到廖仲恺先生的器重。

北伐胜利进军武汉，民众情绪高涨，收回了汉口等地的“租界”和部分“海关”权宜，但缺乏管理人才。先生适在某饭馆巧遇哈佛同学宋子文，经宋推荐，1927年2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先生为宜昌海关监督署监督兼征收产销物品内地税局局长。“4.12”、“7.15”政变后，新军阀开始了新的混战。先生为使宜昌人民免遭战火蹂躏，盛暑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即将火并的新军阀杨森、鲁涤平二部调解，无效，且几乎送命，乃于同年12月14日忿然自行去官。

大革命失败后，先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全成泡影，最后忍痛放弃所学专业，闭门钻研国本——中国古文字学，后半生30多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深入研究了我国各种古文字及其演变历史，分析、对比了汉字的基素——各种“偏旁、部首”，归纳、总结出许多汉字的造字规律，获得众多独到的见解，读通了大量前人读不通的甲骨文和钟鼎铭文，遗憾的是未能出版交流，致使先生后半生对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只留下《家学古获篇》（最初称《咬文嚼字》）77卷等大量手稿。

解放后，先生被上海市长陈毅同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批研究馆员。除继续从事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外，还积极参加了征集上海近百年史的史料翻译，作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先生知识渊博，对我国经史、音律、诗词、书法、考古、民族、诸子、佛学哲理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其早期发表的《论文学》更“最先结合本国情况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文学基本原理，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再创造。”却因奉公守法，两袖清风，而无法溶于中国的官场。先生虽受到各种打击和许多失败，但仍然保持着高度乐观的情绪，并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正当先生满腔热情地继续撰著之时，胃溃疡突然复发，1960年12月26日在沪过早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