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炳林 陈茹玉:伉俪两院士 同桌一辈子

2012-03-20 |

农药研究先驱陈茹玉逝世 回眸“夫妻院士”爱情故事

陈茹玉先生走了,又一位学术泰斗在南开园陨落。

  总理像东侧,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静静地立在那里,这是陈先生生前最爱的“孩子”。几天前,这里还摆满了花圈,国家领导人、两院院士以及各个高校、单位都向南开大学发来唁电,沉痛悼念这位老人。

她走了,去找她的何先生了。何炳林,陈茹玉,一位是我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一位是我国农药研究的先驱,离别五载,这对伉俪院士终于又在天堂团聚了。

严重的疾病困扰着她,使她丧失了近期记忆,却经常问起已经去世的他。

撒手人寰去 夫妻“重逢”时

  “何先生去哪里了?”

  “您又忘了,何先生已经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已经走了五年了。”

  “哦。”

  这是陈茹玉生前最后一次问起丈夫何炳林,也几乎是她和保姆韩阿姨最后的对话,之后,她就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韩阿姨知道,她一定是又想何先生了。当晚,陈茹玉发起高烧,体温一度达到39.8℃。高烧引发心力衰竭,陈茹玉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她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何先生去世后的这几年,陈茹玉都是断断续续在医院度过的,严重的尿道炎和脑萎缩困扰着她,使她丧失了近期记忆,经常会像这样问起何先生。她甚至只能记起三个儿子的名字和模样,而对儿媳和五个孙子感到陌生。可是,那些艰涩、深奥的化学问题却像是刻在她生命中的烙印,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在病床上还一直坚持为学生指导论文。

  最近一年,陈茹玉的身体愈发差了,只吃很少的东西,依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中间发生过几次险情,但最终都化险为夷,所以这一次,大家也都以为她能扛过去。家里对后事毫无准备,而她也没留下任何遗嘱。她走得太过突然,韩阿姨至今回忆起来还会哽咽流泪。“我服侍她11年了,先送走了何先生,现在她也走了,我心里空了。”韩阿姨说,在医院时,陈茹玉经常说梦话都是在给学生上课。每隔几天,她都要催促韩阿姨去元素所看看有没有新的信件,取回来之后,她会一封封地拆开阅读、回复。

  “母亲一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科研事业和她的学生。”陈茹玉的小儿子何振宇眼圈红红的,在美国接到大哥何振民的电话后,他马上到研究所请了假,和二哥何振墀搭乘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国,飞机起飞2小时后,陈茹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在飞机上对此一无所知,下了飞机打开手机就要往医院跑,大哥却告诉我‘妈妈已经回南开了’,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何振宇说,父母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平时在家就各自守着书桌看书,教育孩子只能利用饭桌上的那点时间。“他们做学问需要很安静的环境,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带同学到家里来,因为只要闹一点他们就要出来批评了。可学生上门时,他们总是眉飞色舞地跟学生讨论论文什么的,我们哥仨都觉得,他们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要好得多。”

读书、任教、出国、回国,从相识的那一刻起,他们始终风雨同行,不曾分开。

知君复知卿 相识不相离

  31515:00,陈茹玉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天津市北仓殡仪馆仙苑厅举行,仪式过后,陈先生的骨灰将存放在这里,和何先生摆在一起。没有豪华的墓地,也没有豪壮的碑文,风雨牵手一甲子的两位知己,就这样相互守望。

1938年,何炳林、陈茹玉分别从广东和天津来到昆明,两个年轻人在西南联合大学的相遇,拉开了他们一生比翼齐飞的序幕——1946年,两人由同窗结为伉俪,一同来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1947年和1948年他们相继到美国继续求学,1952年两人同时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他们一同冲破重重阻挠返回祖国,同时在南开大学任教授;1980年,这对夫妇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双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读书、任教、出国、回国,从相识的那一刻起,他们始终保持步调一致,风雨同舟,不曾分开。何炳林曾说,他们的缘分是“上帝帮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飞机却时常侵扰西南联大,有时一次就把四十多发炮弹投向这个校园。国难当头,师生们怀着“中兴业,须人杰”的志向刻苦读书。何炳林和陈茹玉所在的化学系一年只收30人,毕业时只剩15个,其他15个就被刷掉了。在这样的压力下,苦读中两人的爱情萌芽了。

  班里的30个人,25个是男的,漂亮的陈茹玉吸引了不少男生的目光。但专心用功读书的她,对这些爱慕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直到何炳林通过几件小事走进她的心里。当时,何炳林和陈茹玉共用一个实验台。一天做实验时,陈茹玉没有量桶,就找对面的何炳林借了一个。敏感的何炳林将此理解为“暗示”,顿时勇气倍增。此后,他会偶尔去找她一起“做题目”。那时,其他系还有几个人也去找陈茹玉,一次“狭路相逢”,一个人踩了何炳林一脚。陈茹玉马上就把这个人给否定了,同时对没有回踩的“老实人”何炳林刮目相看。此后,二人“做题目”的机会更多了,在互相帮助的学习氛围中开始了他们的爱情。

  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结婚,双双留在南开大学任教。

  1947年,何炳林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远赴美国留学。一年后,陈茹玉抛下半岁的儿子——与父亲还未曾谋面的何振民,也把目光投向了那里,母子一别就是八年。

  事后,陈茹玉曾经“狠心”地说,分开的那一刻,自己丝毫不感觉心酸,“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更重要,让我在家里看孩子,这一辈子也甭想。”

1956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踏进国门、看见国旗的那一瞬间,陈茹玉流泪了。

“锦书”寄学长 万里归乡梓

  “等解放了就回来。”夫妇二人出国时都说,深造是为了学成报国,但他们不曾预知,回国的路竟然走得这样艰辛。

  新中国成立时,陈茹玉已经考入了何炳林所在的南加州大学,两人再次同窗共读。他们还参加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它是在周恩来运筹之下成立的进步组织,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国留学生回国。陈茹玉到美国的第二年,他们的二儿子出世了。陈茹玉在孩子出生几天后便出现在了实验室。为了通过两门外语的博士学位预试,清早起来,他们轮流一手抱小孩,另一手拿着德文或法文书学习。那时,他们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就这样,不到一个月,他们的两门外语都通过了。

  三年后,夫妇俩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准备回国。怎料中美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激战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使中美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规定,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违者将判五年监禁。何炳林和陈茹玉的回国申请多次遭拒,移民局甚至扣押了他们的护照,并谎称“扔掉了,没有了”,陈茹玉却一点都不怕,说“没有我也要回国,你再给我弄一个来”。他们因此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住宅曾被搜查。

  回国的愿望成了泡影,何炳林只好到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他的才干和优异的工作成绩受到公司的重视,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公司一年晋升他两次,加三次薪,他却表示“不管给我多少钱,都留不住我”。于是,他一面工作,一面四处奔走呼吁,继续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美国移民局因此多次对他们夫妇进行审讯,并明确表示不准他们回国。 

  1953年秋,何炳林得知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便与十几位同学和朋友联名给南开校友周总理写信,要求回国。1954年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时,他们向国际知名人士呼吁,配合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与美国代表团的谈判,抗议美国阻挠他们回国。经过多轮谈判,1955年春,美国政府终于同意何炳林等人回国。

临行前,美国国务院寄来永久居留美国的申请表格,企图“动摇军心”,何炳林毫不犹豫地把信撕毁了。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封锁、禁运政策,夫妇二人还是想方设法把平时搜集的大量科技资料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地寄给国内的亲友。他们还用自己的积蓄买回了国内工作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试剂,装在一只破旧箱子里。海关移民局注意到他们有这么多行李,就说要逐一检查。何炳林害怕了,情急之下,他给了检查人员10块钱,终于顺利过境。这或许是何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后门”。

1956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踏进国门、看见国旗的那一瞬间,陈茹玉流泪了。早年挥别幼子她没有哭,后来何先生过世她也没有哭,但这一次,她情难自禁。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却又有着不同的工作内容。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

不开“夫妻店” 各垦“处女地”

  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何炳林和陈茹玉第一时间来到母校南开大学,并在恩师杨石先的邀请下,同时进入化学系担任教授。夫妇二人住进了东村一所简陋的平房小院里,开始了中国科学家的生活。

  世人皆知,何炳林以研究离子交换树脂和吸附树脂著称,陈茹玉则以研究新农药和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闻名。殊不知,他们曾经都是农药研究领域的翘楚,完全可以一路携手并肩走下去,后来“分道扬镳”全是为了祖国的需要。

  何炳林曾开玩笑说:“都搞一个专业,不就成了夫妻店了?‘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发表论文时一篇文章有两个人的名字,多不好。”

在美国时,何炳林在公司研究农药及用于水处理的药物。回国前,有同事要他帮忙买离子交换树脂,何炳林写信去买,结果接到回信说这个不能卖,因为是不能出国的国防用品。于是何炳林展开了调查,得知这种树脂可用于提取原子弹的原料——铀。他决定不搞农药了,而是改为研究离子交换树脂,因为“美国有原子弹,中国也得有原子弹,才能不被欺负”。回到南开园,何炳林利用带回来的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的5公斤二乙烯苯和10公斤乙烯,开始了我国最早的离子交换树脂研究。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功合成出世界上当时所有主要的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其中就包括苯乙烯强碱201树脂,为我国国防部门成功提取核燃料——铀、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诞生、为我国首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都作出了卓越贡献。1958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南开大学何炳林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视察。何炳林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周恩来视察科研成果。左一为何炳林。

  1981年,何炳林以63岁高龄开辟新的事业,成为首个在生物医用高分子领域发表论文的中国人。研究方向拓展到生物医用材料后,何炳林主持研制出一系列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南开大学开发生产出远销海外的微米级固相有机合成载体,成为世界上同类产品的两个生产基地之一。何炳林的工作大都具有开创性,正是这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直到今天,离子交换树脂技术仍是我国高分子工业里唯一无须引进的技术,且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却又有着不同的工作内容。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回国后,陈茹玉在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安排下,为了国家大办农业的需要,开始了她毕生从事的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的研究工作,并筹建两个研究室。当时,我国的农药化学事业基本是一片空白,而果树蔬菜的虫害十分严重。在陈茹玉的带领下,终于合成了效果很好的有机磷杀虫剂“敌百虫”,和防治小麦锈病的“灭锈一号”。这些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和使用后,填补了我国农药的空白,也为我国遭受严重病虫害的农业挽回了巨大的损失。1962年,陈茹玉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也创建了国家第一批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陈茹玉说过,“当时国内元素有机化学研究还是一片处女地,我是根据国家需要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上世纪70年代,防除野燕麦的“燕麦敌2号”、除草剂“磺草灵”、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健素”都在她的手中相继问世。80年代,她更上一层楼,不仅研究成功能使大豆、花生等作物产量增加10%30%的“七八四一”号植物生长调节剂,她所在的元素所也成为我国唯一的农药筛选中心。此外,她还进军天然产物农药的研究领域,努力闯出一条创新我国农药的路子来。

每周一三五的早上,准点来到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上班,这个习惯陈茹玉一直坚持到86岁。在85岁高龄时,她还带领着一个博士和硕士的团队,进行抗癌新药物的研究。她认为,癌症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疾病,植物病毒则是农业上难解决的病害,从事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是21世纪“人口与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

(王虹)

转自《每日新报》201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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