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雷海宗和他不寻常的历史观

2012-02-10 |

上世纪40年代,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学观念曾经被猛烈攻击,他的学术观点也一度为人们所讥讽。但是,他的博学与学贯中西的大家风度,依然使得自己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面旗帜。他的关于中国的兵制文化的解读,一度被定义为“法西斯主义”,然而近些年来,也有人对其中的抗战爱国的出发点表示肯定。究竟是怎样的人生才会造就他如此毁誉参半的结局呢?

人物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著名历史学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代表作品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

人物名言

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土气”的洋博士

1932年秋,清华大学历史系来了一位教授西洋历史的教授。学生们对于这位留美归来的博士丝毫不感冒,因为他实在不够“洋气”。三十来岁,平顶头,穿一件退色的旧蓝布长衫,脚下穿一双尖口布鞋。在当时历史系的学生赵亚芬眼里,“真像一位乡村塾师”。这个有些“土气”的洋博士就是雷海宗。这一年为清华历史系所聘任为教授,雷海宗其实是重返母校。

雷海宗1902年出生于河北永清县一个中农家庭,祖父为前清读书人,是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雷鸣夏是永清基督教中国圣公会的牧师,他从小就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雷海宗的外孙女赵蕾对本报记者说。雷海宗幼年聪明伶俐,深受祖父的喜爱,带他到北京读书,先是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后来又转到清华学堂的高等科学习。1922年,雷海宗从清华毕业,取得了公派赴美留学的资格。“当时也还是要考试的。听姥姥说,那时候还要考体育,考游泳,因为要求学生要全面发展。”赵蕾说。

雷海宗只身赴美,到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专业,辅修哲学。两年后,他又来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在美国期间,雷海宗专心读书,并不为旁事干扰,还劝说其他留恋繁华的留学生要抓住难得的学习机会。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做学位论文选题时,大多都选择中国学术的文章。因为相对而言,自己中国学术功底深厚一些,而且论文通过答辩也比较容易。但是雷海宗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并且获得好成绩,使他受到自己的导师,也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二十五岁被聘为系主任

1927年,雷海宗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雷海宗先后被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聘任为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同时还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作为一名年仅25岁的年轻教授,雷海宗在南京中央大学,曾被一些学究所看不起,认为他只能讲西洋史。雷海宗很快又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史。

他的研究方法与他人均有不同。1931年,雷海宗发表了《殷周年代考》。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王敦书《雷海宗》)”

“他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起来,创造出这样的研究方法。”雷海宗关门弟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敦书对本报记者说。

不过,对于这种研究方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另一位教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这根本不能算是考证,应该是一种猜想。每代平均25年只是一种说法,一般还有认为30年算一代的。这不能算是考据里的论据。哪怕是猜对了这也不能算是考据。”

●编选九百多页的讲义

武汉大学图书馆如今藏有一本《欧洲通史》的铅印提纲,是雷海宗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做教授时讲授欧洲通史所使用的。这部提纲打破了固有的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用全局的眼光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有学者分析,“当时,国内做世界史的学者极少,他又是从国外归国的博士,所以很受器重。雷海宗为世界史在中国的介绍工作做了一定的贡献。”

1932年,雷海宗被清华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不久,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离教从政。系主任的重担就落在了雷海宗的肩上,一直到1949年。这时期,清华的历史系名家辈出,在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家的映衬之下,雷海宗自有其独特的魅力。

在清华,雷海宗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开设的“中国通史”课程面向全校学生。为此,雷海宗编选了大量的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做成铅印的讲义发给学生,有七册九百多页。雷海宗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

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了“史学方法”课,采用“研讨班”(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通过教师和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自由地发表意见,而得出结论,发现真理。

●许多人慕名来做旁听生

在众多学生友人的回忆中,雷海宗的讲课是他们记忆当中难以抹去的一道风景。

“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史学家肖黎《最后的一课》)。

雷海宗声音洪亮,每节课计算的时间十分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衔接自如。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其中就有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不过,也有学生对雷海宗的讲课颇有微词,说他不重视选取史料的严谨。何兆武批评他对年代数字的神秘性过分入迷。许渊冲直陈雷海宗讲的史实很少超越中学时学过的知识。汪曾祺散文中甚至有“讲到哪里算哪里”的调侃(余永和《雷海宗研究综述》)。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雷先生强调历史与当下的结合,强调治史以致用的观念。他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历史,而不是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考据。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做考据。”王敦书说。

●要“士大夫”也都人人当兵

1935年,《清华学报》的《社会科学》杂志刊登了雷海宗的《中国的兵》,研究中国的兵制。此后,雷海宗又接连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这几篇论文在1941年被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为雷海宗的代表作品。

这本著作中,雷海宗认为,中国在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到了战国时代多数文人也还都是当兵的。而到汉代以后,开始实行“募兵制”,将保卫国家的责任都转嫁到职业兵(流氓、饥民等)身上。中国的兵制变化从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一直到最后的军民对立。从而导致国势日衰,社会病弱,汉代最终为自己的属国分化。中国两千年来的都崇尚发展文德,使得社会上上下下都变得卑鄙黑暗。只有重新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让良民来当兵,尤其是所谓的“士大夫”也都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驱除外掳,真正做到自主自立。

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他的考据不严谨,“他看到了中国兵制的变化。但是他认为哪种兵制好,哪种不好,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低了,是想象来的,没有真正的理论根据和史实根据。按照他的说法,更赋制比后来的募兵制要好,这个在军事理论上也未必就成立。军事跟经济、政策、指挥员权限等都有关系。他主要是根据他掌握的大量的历史知识,凭着对现实的一种反馈,比如现实的兵力为什么不强,从而去看古代的。这不是一个很严密科学的论证。”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倡导尚武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这些观念在史学界立即刮起一阵旋风,引发一众的评论与思考,一度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

雷海宗后又提出并且确立了“二周”“三周”说。他把中国历史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分为“古典的中国”和“综合的中国”两大周。

他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比较,指出其他各个文化都经一周结束,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出现了第二周,这在人类史上是特殊的例外,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部在此抗战一战。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为当时鼓动大家的抗战信心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并且预言了我们当今文化的复苏和发展。但是在学术论据上依然有自己的不足。“按照这种观点,汉代和清代分别处在这两周文化的相同节点之上,因而它们应该有相同的地方。雷海宗要证明这一点,就用汉代流行训诂学和清代流行考据学来说明。这个很不科学。说一个时代有相同的地方,至少要说他的政治经济吧。”

●不能在学校困难时离开

1943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雷海宗与西南联大一众教授在昆明忍受着生活的艰难,闻一多还患了肺病。正在此时,学校忽然收到邀请。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政府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出面聘请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到美国讲学。其实,这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给洛克菲洛基金会建议的结果。

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

但是对于这个邀请,雷海宗拒绝了,梅贻琦校长曾经亲自动员他,但是雷海宗就是不去。他的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资中筠《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姥爷和姥姥十分恩爱”

在赵蕾的记忆中,姥爷是家中堂屋里摆着的一张照片。逢年过节,姥姥会让她到照片面前给姥爷磕个头。“他看起来就是很谦和的一个人,有时候穿长衫,有时候也穿西装,拄着文明棍。后来看了他的书和文字,我才知道,他的思想那么富有战斗性。”赵蕾说。

“姥姥常常给我讲他和姥爷的故事。他们十分恩爱,姥爷会给姥姥梳头。因为姥姥身材很瘦小,他特别担心如果怀孕的话将来会难产。为了姥姥,他甚至说可以不要孩子。所以他们年纪很大才有了我的妈妈。他们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赵蕾说。

1957年夏,雷海宗与夫人以及女儿女婿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家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1957年夏,雷海宗夫妇与女儿女婿及外孙

●能调到南开就算不错了

1952年,全国高校学院系大调整。清华的文科被拆分。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历史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雷海宗被调往南开。“从业务水平来说,雷师学贯古今中外,自应留在北大历史系,但从政治状况来说,调离北大却是很自然乃至必然的。南开是全国著名的大学,抗战时期与清华、北大合组成西南联大,天津离北京很近,是全国第三大直辖市,所以,能调往南开就算是不错的了。”王敦书说。

得知要调往南开,雷海宗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说,上世纪30年代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自己真的是与南开有缘。

这一年,北大的知名教授郑天挺也调到了南开历史系。

“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资中筠《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到南开后,郑天挺任系主任,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

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对于以往的学说和认识,雷海宗也曾经有一些迷茫。不过,雷海宗也没有完全依照当时的苏联教科书的模式,他依然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

●“抢救遗产”拖着病体上课

1957年春,全国开始进行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这一年4月,雷海宗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触动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几经解释,但已回天乏力。在天津市的“反右”大会上,雷海宗作自我批判,低头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余年……开完会后回到家中,对夫人张景茀沉痛不已地说:我对不起你。当晚开始便血,从此一病不起。

1961年,雷海宗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由于日益羸弱的身体,南开大学历史系深感“抢救”的必要。“如果再不让他讲课,恐怕以后都没有机会了。”王敦书说。从1962年春天开始,雷海宗开始给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名著选读。雷海宗每天由学生曹中屏接送,拄着拐杖来回坐三轮车前往教课。不过,一上讲台,他的衰弱之相立即为“声音如雷”精神抖擞而替代。可容纳二百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本专业的学生,还有许多外系甚至校外的旁听者。依稀是当年在清华开设中国通史课时候的盛况。

“到11月,他的身体就不行了,再也走不上讲台了。”王敦书说。

●去世后大脑成为研究标本

196212月初,雷海宗病情恶化,住进了天津市总医院。1225,雷海宗因为慢性肾炎导致的肾衰竭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60岁。天津总医院在征得雷海宗家人的同意之后,将他的大脑取下来,作为标本保存,准备做研究之用。王敦书说,大家都很想知道,这样聪明博学的一个人的大脑有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不过,经历过“文革”之后,关于雷海宗的大脑究竟有没有研究,而这标本究竟是何下落,已经无人去关心了。

雷海宗的独生女儿雷崇立以及女婿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小的牵连。家中积存的关于雷海宗的手稿、照片、藏书大都付之一炬。其中,最惋惜的是,雷海宗多年的日记散佚不见。到如今,能够看到的只余下一些雷海宗的藏书以及零星的只言片语。

1982年开始,史学界开始从正面的角度介绍雷海宗。1992年和200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曾经为雷海宗举行了纪念会,“20126月,我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大型纪念会,纪念雷先生诞辰110周年。”王敦书说。

(记者 张磊)

转自《河北青年报》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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