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泽慧: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2011-08-04 |

李琭璐

何泽慧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在接受央视《大家》采访中,她风趣地说:“年轻人不要学我,我做事不合时代的。”

  这究竟是怎样的“不合时代”?

  她打破了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不招收女生的陈规;毕业后冲破层层阻力来到不曾招收女生及留学生的德国大学研究弹道学,首次提出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新方法;几年后,在巴黎大学的实验室,何泽慧与钱三强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又首先发现了铀核的四分裂,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归国后,她参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今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创建;上世纪60年代,她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70年代,她忙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工作,担任副所长;80年代,她当选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

  2011620,何泽慧走完了她97岁的一生。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她用自己的一生捍卫了科学的尊严。这位让世界肃然起敬的大师,将永远令世人追忆。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同事宋黎明的心目中,无论怎样时过境迁、光阴荏苒,何泽慧始终是那个样子:身材不高,衣着十分朴素,和蔼的脸庞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笑声中充满着率直和天真。

  有人说,理想状态下的人生赛跑应是这样的:参赛队员一字排开,发令枪一响,大家一起冲出起跑线……但现实生活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发令员经常缺席,众人还在各就各位,胆大的就已经冲出起点了。你也许会说他们犯规,但历史无数次证明,机遇往往青睐具有超前意识的抢跑者。

  何泽慧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抢跑”的人。

  1932年,18岁的何泽慧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有10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纷纷劝她们转系。而倔强的何泽慧偏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导者。那时在学校的劝说下,物理系的许多女生都中途转系或转学。何泽慧不仅坚持到了四年学习的最后,而且还以毕业论文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抢跑”在全班的第一名,成为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10位毕业生之一。

  可毕业后的出路在哪里?当时男生毕业后可以去南京军工署工作,而女生却没有人管。正当何泽慧苦于找不到工作施展抱负时,她得到了一个消息: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政府均资助3年公费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消息一经核实,她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留学。“看到日本人欺负中国,我想出去学习回来造大炮保卫祖国。”何泽慧的决心极为坚定。

  到德国后,何泽慧径直找到该校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主动要求学习弹道专业。但当时该校的技术物理系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密程度很高,轻易不会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她打听到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在南京军工署做过顾问,便直接找到他,“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这一招果真奏效了,弹道专业第一次破例接受了这位东方女学生。3年后,时年25岁的何泽慧以题为《一种新的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39年,独自在德国学习的何泽慧迎来了几位从英国到德国游玩的清华老同学。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彭桓武和王大珩,当时正值二战前夕,后来成为何泽慧丈夫的钱三强因法国政局动荡没能同来。当年被同学们称为天生一对的何泽慧与钱三强自清华毕业后,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约里奥-居里夫人学习镭学。

  1946年春天,何泽慧离开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来到了战后的巴黎,与钱三强正式结婚。从这一天开始,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婚后,已经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在经历了数年生活、工作、学习上的困苦后,何泽慧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制高点——在194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此后他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和其他两位法国合作者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据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先生回忆,后来经过钱三强等人的研究,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无疑,19461120的这一“铀核四分裂”的重要发现是何泽慧在科学史上领先于其他国家科学家的又一次“抢跑”。

  同为物理界世界级科学家的约里奥-居里先生称这一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是由两位中国青年科学家和两位法国青年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回国后,国内有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但钱三强与何泽慧从来没认可这个称谓。面对众多纷至沓来的褒奖,何泽慧冷静得有些超乎寻常。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到祖国科学救国。临别前,约里奥-居里夫妇将一些当时保密的数据资料和放射源送给了这两位年轻人。1948年,带着导师约里奥-居里夫人的“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的嘱托,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不足半岁的女儿从法国启程。

  “就是这样一位成绩卓越的科学家却经常说自己是‘小女子’,就是这位‘小女子’,打破了德国军工学科不招收女博士的惯例,还是这位‘小女子’,敢夜里一个人在实验室‘偷偷’测量真实枪炮的弹道数据,成为德国军工的第一位女博士。在当年,这么平凡的一位‘小女子’,就明白每个人对民族的责任,把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融入到自己的追求当中。”聊起何泽慧的爱国之举,宋黎明的敬仰溢于言表。

  何泽慧最著名的一句口头禅是:“这没有什么难的,你认真一点也会发现。”在走过的97年人生中,她唯一不曾中断的就是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自己挚爱的祖国。

  “文革”后的几年中,何泽慧任职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尽管拥有着极高的声望,她却始终保持着低调做人、认真做事的严谨态度,在年轻同事中间起着积极的表率作用。

  记得有一次,宋黎明在走廊上跟先生闲聊说起他在儿童时期看到彗星的故事,何泽慧说她和钱三强当时在干校,也看到了这颗彗星。过了几天,何泽慧抱着几本天文学年历和一叠记录纸到办公室找到宋黎明。天文学年历上记录着这颗彗星的数据(贝内特彗星,1970320到达近日点,可以在黎明前的东偏北天空看到,是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那叠记录纸上是钱三强跟何泽慧当时的观测数据。何泽慧向他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的观测设备:一个自己做的三脚架,一个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并画了草图,甚至还向宋黎明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纬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宋黎明如此感慨道:“‘大家’的思维是不受任何外界环境影响。科学家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科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惕碚院士也曾说过,创新型人才对环境是没有苛求的。何泽慧的身上就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生活中的何泽慧更是不乏生活趣味。在她的家中,有一支她和钱三强在法国自制的温度计,两面分别装上了铜片和铁片,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显示温度高低。在被问及为何不用电子温度计时,何泽慧回答说:“首先电子的不环保;其次通过温度计的上升和下降能让我随时想到物理的变化,也能感觉到温度的真实。”几年前微波炉刚一上市,何泽慧就对它的辐射深有质疑,为此还曾多次与宋黎明探讨过测量辐射的方法。“科学不该分门类,我们其实都是在研究这个客观世界。”超前的思维方式让何泽慧不仅在学术上学有所成,即使是生活中的小细节也出于本能地“抢跑”在时代的前沿。

  曾经,“先生”传授给宋黎明对待科学的理念,如今他也教给了自己的学生——先生的科学理念是财富,体现在三点:其一,超越时代的思维方式及探究真理的执著精神;其二,真正懂得创新的人,对客观环境的要求很少;其三,以科学的态度生活将会影响我们终生。

  名利场、使命感,只能二选一

  姜鲁华至今还记得1988年即将远赴日本做访问学者时,那段和老师何泽慧的对话——

  “你出去准备不准备回来?”

  “我只是出去学习,不会走的。”

  “在国外认真学习,学好后发展自己的国家,切记要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需要带有针对性地学习。”

  这一番教诲让姜鲁华颇受鼓舞,学成归来后,姜鲁华致力于1979年正式启动的高空科学气球工程,这是中国科学院“六五”期间的重大项目。从那时起,项目组每年都要在野外进行气球试验和科学观测。在很长的时间里,何泽慧几乎每年都要到气球发放现场,亲自了解飞行和实验情况。在每年的气球飞行计划实施前,她都会了解有哪些实验和观测内容,当知道有新研制的气球或观测仪器进行飞行试验时,她必会到现场。高空气球飞行与观测具有一定的风险,新发展的气球和观测设备所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一些。而越是遇到这样的机会,何泽慧越是不肯放过,她认为有风险,才有挑战,战胜挑战才能有发展。于是,在何泽慧的带领下,整个团队开始了在高空科学气球学科新一轮的“抢跑”。

  据了解,在这项技术发展的早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新研制气球首飞面临的风险较高,何泽慧在现场也目睹了多次的失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何泽慧从不指责大家,常常会幽默地说:“看来我不该来,我不来,你们都成功了,我一来,你们就失败了。”然后才是鼓励大家继续努力。飞行失败,参试人员内心沮丧,情绪低落,但经何泽慧这么一说,大家郁闷的心情立即得到了缓解。“在大家的心目中,先生已不只是一个有着崇高声望的物理学家了。”姜鲁华如是说。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何泽慧到气球发放现场的次数逐渐减少。但她仍然会经常向姜鲁华询问高空气球的情况,譬如技术上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困难,她能帮助做些什么等等。1997年,何泽慧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后,主动提出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她的这笔奖金继续发展高空气球科学。“当时听到这话,我立刻感到一种不安,连忙摆手表示不行,可婉言谢绝的话却是在愣怔之后才说出口的。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感到一阵哽噎,感觉难以言表。”

  在20012009年姜鲁华担任粒子天体中心主任期间,何泽慧曾多次主动地问及中心在科研上还有哪些困难,可以由她向上级部门反映。在征集了多方意见后,姜鲁华代表中心提出两点请求,第一:加大对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的设备和资金投入,以增强我国宇宙线物理研究的综合实力;第二:促进我国第一颗空间天文卫星-增加对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尽快立项。2003年,何泽慧向有关领导提出了这两点提议,为这两件事后来的进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已经立项,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也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宇宙线观测站之一。

  “先生关心年轻人那是出了名的。她主动让出她在天体楼的办公室,供大家开会、讨论或接待外宾使用。这个层次的人,那时又80多岁了,还替我们想着这些小事,真的让大家很感动。”聊及老师的为人时,姜鲁华想起老师第一次破例接受采访的片段。那是1997年《拉贝日记》中文版问世的时候,电影从亲历者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始末,是信息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而这段完整史料的见证人正是何泽慧。当年电影中文版出版后,她第一次破例接受媒体访问。除此之外,她保持着低调做人的一贯原则。“她既不看重名,也不看重钱。这就是真实的教授。”

  相信何泽慧是带着无憾离开的,名利场、使命感,在这道二选一的题目中,她以无言的行动诠释了自己的选择。

  妻子、母亲——淡定、淡然

  用淡定、淡然、淡忘来形容为人妻、为人母的何泽慧极为贴切。

  1948年夏在法国,事业处于巅峰之际的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投入“两弹一星”的研究。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却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家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何泽慧表现得极为淡定——在接下来的氢弹研发中,其中一个重要数据,便是何泽慧和同事一起在实验室完成的验证,为中国氢弹研制方案的选择作出重要贡献。

  对待科学一丝不苟的何泽慧,在生活中也是一位细心的母亲。据女儿钱民协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父母都在位于房山的原子能科学院工作,每周末回家一天和孩子们团聚。“尽管母亲工作很忙,但她一直保持着做剪报的习惯,每次回家都会带着一沓剪报文章。这样的习惯一直到她年迈,剪报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我们小时,大部分是关于学习的;等我们工作了,便是一些买房、装修、学车的报纸。”在女儿看来,这是母亲特殊的教育方式。“妈妈从不说什么特别让人感觉激动的话,她对我们的爱含蓄而内敛。”何泽慧不仅将这份深沉的爱给了孩子们,也默默地传递给丈夫钱三强。每当钱三强生气或是闷闷不乐时,何泽慧便会在他的书桌上放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不生气”,以便时时提醒他放松心情。

  何泽慧做人做事认真还体现在接受媒体采访上。她曾对某媒体不属实的采访稿不留情面地否定并提出撤稿。她不认可被媒体渲染的与钱三强爱情的 “电报故事”。舆论曾这样报道——

  1945年,欧洲的战事已近尾声,国内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望,钱三强也对自己的爱情长跑发起了冲刺。他向心仪已久的老同学发出一份简约至极的求婚信:“经长期通信,向你提出求婚。如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请回信。”何泽慧以同样简练风格答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谈到这个著名细节,钱民协解释说,此信是没有物证的,绝对不属实,父亲曾对在身边工作的秘书说,在战争(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没有那么浪漫的爱情。他和母亲是大学同学,因为工作的范围相同及相互了解得清楚,决定将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

  在整理何泽慧的遗物时,她的大女儿讲出了这样的实情:母亲有好几套从德国带回来的很珍贵的餐具。当年,何泽慧的大女儿要出国需要西餐餐具,母亲大方地拿出来让女儿带出国使用,而没有计较那是她收藏了将近40年的老物件。“它是专给需要的人准备的。只是姐姐直到最后也没把它带走。”

  钱民协说,“我妈这一辈子不讲吃、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什么条件。小纸条、小布条、纸绳、铅笔头,她都留着用。不能随便扔了,能用就用。但她绝不是抠门老太太。”

  时光如梭,5年前因为一次摔跤让何泽慧的头脑中渐渐淡忘了一些事情,而她也在不完全的记忆中安心地度过了最后的5年时光:“可以形容为老小孩吧。每天在小区的楼下看看白云,我们开车带她去北京南四环的花乡,一下车就能看见大片的苗圃和花。”坐在小区的躺椅上,何泽慧喜欢仰着头看蓝蓝的天上飘过片片的白云,女儿问她,“回家吗?”“再坐会儿。”相比任何荣耀来说,内心的闲适与安逸来得更加真实。

转自 北京日报 2011年8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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