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厉以宁

按：本文原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为悼念陈岱孙先生逝世而作。值陈岱孙先生110周年诞辰，特发此文以使大家了解他离开清华后教书育人的一些情况。文中图片为编者所加。

一

岱孙先生是1953年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任教44年。在这以前，他担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之职约一年之久，再以前，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达25年。他时常对我们说: “北大清华都是我的母校，我是清华人，也是北大人。”

陈岱孙先生过生日，右1为厉以宁教授

1994年，陈岱孙先生（前左4）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立10周年活动，与朱镕基学长（前左5）、清华大学及经管学院部分领导合影

岱孙先生1953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时，我是三年级学生。他担任经济学说史一课的教学。这是一学年的课程，他和他的学生徐毓楠教授（1935经济，编者注）共同任教。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中世纪经济思想、重商主义部分由徐毓楠先生讲授；重农学派、古典学派以及从萨伊到马歇尔的各派经济学说，由岱孙先生讲授；凯恩斯学说则又由徐毓楠先生讲授。徐毓楠教授是岱孙先生的高足，不幸于1958年病逝。此后，经济学说史就由岱孙先生一人长期主讲了。凡是听过岱孙先生讲课的学生们都有一个感觉：艰深难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经过岱孙先生的讲授，变得易于被人们所理解，例如关于魁奈的“经济表”的来历与含义，经过岱孙先生的讲解，很快就被学生弄懂了。因此,在“文革”以前的那些年内，岱孙先生的经济学说史是北大经济系最受学生们欢迎的一门课程。

岱孙先生一直担任教学工作。临近九十岁之际，他才不亲临讲坛，但仍在家中对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面授,解惑释疑。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他是一位受到人们尊敬的长者、教师。在1990年为他庆祝90岁生日时，我代表受过他多年教诲的学生们向他献上一首词，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秋波媚 贺陈岱孙先生九十寿辰

忧国少年越重洋,回首几沧桑。

人间早换,武夷更秀,闽水流长。

弦歌不绝风骚在,道德并文章。

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辉映门墙。

二

岱孙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对西方经济学说有精湛的研究。以后在清华和北大又多年讲授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等课程，在教学中深切感受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以及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内，他曾多次撰文就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现代化的关系进行阐述。他的不少见解是中肯的,也是深有启示的。

岱孙先生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新课题，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又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术界同西方经济学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而主观上当时我们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拒绝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任何注意，这样，到“文革”结束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基本上是无知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正如岱孙先生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隔绝，外国经济学对于一些人来说变得十分陌生，陌生不免引起目眩；过去的自满也许变成自疑，由自疑而变为不加审判的推祟。”目眩和不加审判的推祟，在岱孙先生看来，尽管只不过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岱孙先生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镜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这是因为，“在经济学或者可以说在整个社会科学范围里，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个恒定的前提。……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考虑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不能不关切到作为这些现象基础的人和社会，从而不能不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制约。”因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同物理学、天文学等是有区别的，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可以不需要社会价值判断，而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则不可能真正超脱于社会价值判断。这正是岱孙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

岱孙先生接着认为，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却不等于说其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镜、利用的地方。他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研究，认为它们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化是有用的，这五个方面是：

1.关于企业、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的研究，包括企业组织、劳动管理、能源、原料的有效利用，工艺技术的改良、更新，产品品种、质量与市场的关系、成本计算、经济监督与审计等。

2.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分析，例如投入产出分析等。

3.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价格和销售量、竞争和垄断等有关市场机制的分析。

4.数学方法的应用。

5.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实经济的缺陷和问题的研究，例如资源耗竭、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分配失调、社会危机的分析等。

应当指出，在80年代初，在长期与西方经济学隔绝之后重新接触到西方经济学之际，岱孙先生高瞻远瞩，科学地阐明了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的态度，使得不少人(包括从事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经济研究工作者，高等学校学生、政府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从中受益。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岱孙先生当时撰写的这些文章时，仍能得到许多启示。

三

岱孙先生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始终在教育岗位上工作，教书育人。但他决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脱离现实经济的人。他的一句名言在经济学界流传着，这就是：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这一提法，岱孙先生在不少场合作了阐发。他说道：“古往今来，与经济学有关的理论，或者经济学本身，应该说是一种致用之学，而不是纸上谈兵。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实际，经过探讨，形成理论之后，又返过来指导实际。”

岱孙先生所说的“致用”，决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学以致用”。在 1981年撰写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中，他对“致用”二字作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从十六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控制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岱孙先生的这些见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有一些人依然迷恋于过去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甚至从经典著作到经典著作的研究方式，而不了解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同时，也有少数人在接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之后，对于数量分析方法十分倾心，以为可以通过纯粹的数学推导而使经济学跻入“真正的科学”行列。岱孙先生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他指出，书本当然要读，经典著作当然需要钻研，数学分析也无疑相当有用，但最要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以致用。所以他写道：“总之，我们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致用之学。我们反对不切实际的一切空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只谈技术、操作而取消一切学理的相反极端。”

岱孙先生的这番话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踏入经济类学科的大学生。

四

由“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阐释必然涉及到西方经济学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划分问题，岱孙先生也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是若干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两个名词。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把社会价值判断考虑在内，实证经济学是不考虑社会价值判断的。尽管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许多场合是不可分的，即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彼此的侧重点不同，试图解释的问题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有些年，在国外经济学界存在一种偏见，即认为只有实证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规范经济学则被排斥于科学的大门之外。这种偏见自80年代以来也对我国的经济学界发生某种影响，一些人误以为实证经济学不仅高于规范经济学，甚至只有实证分析才是经济学中唯一可以被使用的方法。岱孙先生认为这种偏见是有害的。他指出：“实证经济论者否定价值判断。但是，否定不等于它不存在。数学模型分析了各种变量之间关系，得到一个结果。但这结果是否符合社会实际，完全与社会判断无关吗？当然不是。”既然任何实证分析都离不开它所设定的社会经济前提条件 ,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于社会经济环境之外 ,可见社会价值判断是始终无法回避的现实。

岱孙先生以经济学说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为例，详细说明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是经济学的一贯原则。他指出，19世纪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是不分的。19世纪后期，奥地利经济学家巴维克写了一本《资本实证论》，正式地提出了“实证论”这个字眼，但即使如此 ,书中还是采取逻辑分析而没有采取数学分析。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实证分析才得到较大的进展。然而与此同时，规范分析也在继续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对福利制度的分析等等，都表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中取得长足的进步。岱孙先生的结论十分清楚：要使经济学成为致用之学，既离不开实证分析，更离不开规范分析。

五

岱孙先生以97岁高龄离我们而去，我们有几十年的师生之情。四十多年前，当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刚听他讲课时，我还只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岱孙先生整整长我30岁。风风雨雨，岁月如梭。不平静的1957—1959年，动荡的“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的18年，我们都在一起。我的两个孩子，都曾受教于他。他送给他们两人的著作，他们都珍藏着。1979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才三个多月，我陪他去杭州开会，为期一个月，同住在一个房间内，朝夕相处。他随身带的是六朝诗选，一有空就翻开来阅读。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我睡了，他就读诗消遣。傍晚时，我们一起散步，边谈边笑，谁都不会料到他当时已经79岁了。如果岱孙先生还健在，一起回忆那些年的经历，一定会感觉到欣慰的，因为那是些难忘的日子。

我有幸在1985—1987年间同岱孙先生合开过两门课程，一是“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另一是“国际金融学说专题”，选课的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岱孙先生自己讲凯恩斯以前的部分，而把凯恩斯和凯恩斯以后的部分让给我来讲。我每次讲授时，他都同选课的学生一起听。他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些简要的记录，课后同我讨论，指出有哪些不足或在下一次讲授时应当注意的地方。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动。我常想，他老人家如此德高望重，而在对学生负责方面都仍同几十年前我做学生时那样，我们这些后辈还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备课，不认真授课呢?

我同岱孙先生合作的一项科研成果，是“七五”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和国家教委文科博士点科学研究项目的产品《国际金融学说史》，全书共60余万字，分为36章。岱孙先生和我共同主编、1991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定稿时，他对某些术语的译名反复推敲；校对清样时，他亲自过目，某些地方用铅笔打上记号，批道“以宁再斟酌”。一位90岁的老人这样细心、严谨、求实，怎不使我们肃然起敬?该书被认为填补了国内外经济学说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这也是岱孙先生晚年最高兴的事情之一。1990年全部定稿时适逢先生90岁，书的完成也可看作学生们对老师的祝贺。

岱孙先生的身教言教，使他所有的学生受益无穷。丹心耿耿，春雨潇潇，天地宽阔，师道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