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记者 李乃清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钱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好几位被访者都向记者感叹，钱杨夫妇捐了八百多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年届白寿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夏志清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钱锺书和杨绛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最美满的！”听闻记者要写钱杨，素来拒绝媒体的傅聪欣然受访，深情回忆道：“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intellectually（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锺书也走了，“我们仨失散了”。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还包括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今年6、7月，刚刚整理完的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面世，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如今，迎着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她微笑着，倔强着，还在孜孜矻矻地“打扫现场”……

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求学清华时，杨已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课教师朱自清的嘉奖，并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璐璐》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

解放前，杨绛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阳春》被收进《新文学大系》；1978年后，她又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短篇，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倒影集》。其中，《“大笑话”》和《事业》分量最重、篇幅最长。作品中的陈倩、周默君、陈倚云等都是才智非凡、工作忘我的知识女性典型。后两位老少校长，反映了杨绛青年时代的某些经历，她自己曾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换句话说，也当过“行政干部”，尽管她自谦“我不懂政治”。

早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曾在文艺界组织了二十多个职业剧团开展戏剧救亡运动。刚从国外回沪的杨绛，在陈麟瑞（笔名石华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业余创作了四幕剧《称心如意》。此剧在金都大戏院上演，由黄佐临执导，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剧中一位老翁。杨绛虽是剧坛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看过此剧的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评议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此后，杨绛又创作了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柯灵赞她“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向来低调的杨绛，只得接受电视新闻镜头的闪光一照。

说起翻译，这位大家的第一篇译文还是当年叶公超布置的“作业”。

清华读研时，杨绛已和钱锺书确立恋爱关系。一次叶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她当时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试”。此前她从未学过、做过翻译，虽在政治系毕业，但对政论一向无兴趣。别说翻译，对她这个姑娘家而言，读这样的文章，难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着头皮交稿时，叶公超却说“很好”。不久，《新月》就发表了她的这篇“处女译文”。

抗战胜利后，杨绛译自哥尔德斯密（1730-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题为《随铁大少回家》，受到翻译名家傅雷的称赏。解放后她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潜的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文革”后，杨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纪实散文，《干校六记》的语言朴实无华，却蕴含真情，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多国文字，有美国学者称它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六记》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1989年2月以其独特的品味荣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24部获奖作品中名列榜首。面对祝贺，杨绛淡淡笑道：“中国历史上，大凡状元都不是优秀的文学家。”

对于自己那部描绘解放初思想改造运动中各类知识分子身心历程的长篇小说《洗澡》，杨绛说：“《干校六记》是真人真事，而这本小说完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人，没有一件真的事，也没有我本人，但是我所写的情况气氛是完全真实的。”

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作“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 “（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一次，舒展和杨绛闲聊，“您到七十多岁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怪不得夏公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这一回，杨绛则以其无锡家乡民谚打趣道：“那叫做‘猪头肉，三不精’！”

温文尔雅与刚强不屈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锺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

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

“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向记者回忆了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杨先生是非常较真的，‘文革’初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把我吓了一跳，也顿生敬重之心；她给钱先生改大字报的事，若是我们肯定说不要贴，但她就会打着电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干校的张佩芬和杨绛同被分在河南息县，在四人间的“干打垒”小屋中有过半年“联床之谊”，张的印象中，杨绛在干校时少言、自制，相熟后会用她特有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例如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家人趣事。

“我听杨先生讲，她削苹果一刀削到皮不会断，而且薄，所以她爸爸只吃她削的苹果。说到钱先生，杨先生总是嘲笑他生活‘无能’，左右脚穿错鞋，说他下干校‘打前站’时把脏衣物都打包寄给她，诸如此类的。但说到学问，她说自己是钱先生的尾巴。他们俩互相非常尊重，钱先生对她非常崇拜的，从来不说她不好，还说她翻译得比自己好多了。”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

据叶廷芳回忆：“两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杨绛都在‘菜园班’，她当时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锺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到我们这里看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她把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拆下来看看，聊几句就走了。”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寡言。据叶说，她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当时都叫她杨老太（因为当时有个歌），全所的群众会上，她发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只是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我就听到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我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80年，《干校六记》出版，钱锺书写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小引”，“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一般群众”都得“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待《六记》出版后，叶廷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当时不光是在那儿写信，我本以为她在写内心的痛苦和独白，但是书里没一个字关于阶级斗争，而且也没写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她就是这么的含蓄，没有一点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为没有一句protest（抗议），真是个高贵高尚的灵魂。”采访中说起《六记》，傅聪感慨无限，“79年我第一次回来去北京看他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绛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说‘至少勿要害人’（沪语），她这话重复了很多次，几乎是喃喃自语，里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时‘文革’刚结束，可见在她心里有多深的创伤。”

李文俊告诉记者：“运动中被人家整的人，杨先生是很同情的，就像郑土生，当时过得很差，他想自杀，她就劝他想开点，还帮他写文章，解决他的困难。”

“杨先生的笔仿佛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在洞察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进程，在审视那个荒唐时期的艰难人生。”从郑土生日后的文字中可见其感恩之情，“在她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义，不顾自己安危，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胆略和气概。”

为默存而“默存”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匆匆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凭传语，成骨成灰恐未休！

钱锺书的《代拟无题七首》当年是为杨绛的小说人物而作的，据杨说，他原本还不愿意，杨嗔怪道，自己为他《围城》写了白话“歪诗”（苏文纨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诗，即杨代笔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说要几首典雅情诗，为何不得？“默存无以对，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掷于余前”，杨一看，“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为此，她打消了创作念头，“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

显然，杨绛在读这些情诗时，发现已不是什么“代拟诗”，而是钱锺书对自己的再度表白，所以也舍不得匀给小说人物了。

1932年，春，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绛与钱锺书初见。

这个书生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没多久，钱就给杨写了信，“约在工字厅见面”。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她接口道：“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友。”两下释然。

就像她母亲所说的：“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杨两人此后开始通信，“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学期终了，钱锺书希望杨绛考清华研究院，这样两人便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钱毕业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又作了许多情诗，其中有诗句写道：“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钱的旧体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杨的回信并不多，她说自己不爱写信，为此他略有抱怨，后来写《围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其父钱基博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从而对其大加欣赏。大意是，钱锺书形容他一位朋友和女友通信时，每句开头总是“朋友呀”。杨绛不赞成交这种朋友，回信道：“‘毋友不如己者’，我的朋友个个比我强。”老夫子觉得此言“实获我心”，便给杨绛回信，夸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这以后，钱锺书便由父亲领着，上门正式求亲，两家举办订婚宴，那晚钱穆也在座。两人虽系自由恋爱，结合倒是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1935年7月13日，结婚仪式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新旧参半：杨家新式，钱家旧式。

多年后回忆，杨绛还在文中幽默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的杨绛，为默存而“默存”，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锺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锺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她的“不要紧”伴随了钱一生。钱锺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钱锺书对她也恋慕至极，将《写在人生边上》“赠予季康”。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钱又写下浪漫痴语：“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对于从小嗣出的钱而言，这份博大的“三位一体”的情感中或许还包含着一份母性关怀。有一次，杨绛要捐掉她为钱锺书织的一件毛衣，钱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我们仨》）只要有书，这对夫妻便能乐在其中。翻译家董衡巽向记者回忆，看小说，杨绛是钱锺书的Taster，“一般是杨先生先看嘛，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要节约钱先生时间。他们阅读的面很广，严肃的书也看，消遣的书也看。他们俩都喜欢英国的当代小说，比如杨先生她推荐我看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你想想‘文革’前推荐我看这种书，那是很有胆量的。”

曾被朋友们称作小“钱锺书和杨绛”的翻译家夫妇李文俊和张佩芬向记者共同回忆：1973年，听说钱锺书一家遭欺凌搬进了学部办公室，他俩一同前去探望，谁知钱杨对先前发生的不快只字不提。钱取下正使用的英语词典，给李讲解他在书页上下写满的字迹，“杨先生则在房间另一头向我娓娓传授，如何在一间斗室里调和锅碗瓢盆与笔墨纸砚。那情景，恰如江浙人惯说的调侃话：‘螺蛳壳里做道场’。”

两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钱锺书曾如是总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锺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丁伟志回忆道：“钱先生当时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每个菜都是杨先生亲自给他做，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哎呀，后来不得了了！钱先生在北京医院，女儿钱瑗在西郊，杨先生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毫无思想准备，我想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太大了啊！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傅聪回忆：“我上次见她，她说最近特别喜欢德沃夏克。在我看来，德沃夏克其实是人情味最重的作曲家。”丁伟志对记者形容道：“你现在看见杨绛会很惊讶，你看她这样高龄，头脑仍是清清楚楚，而且写很小的字，手一点都不抖，走路都不需要人扶，脚步很轻捷。”

今年2月23日，张佩芬突然接到杨绛一个电话。

“因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不通德语，偶尔也会找我帮忙，她把字母念出来，我记下来查，查好后我给她回信，她收到后第二天马上就电话回我道谢。”

“她有说在写什么吗？”

“我不敢问她，之前问过，她会不高兴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前一两个月，问她写什么，她说还忙着，还在写，不肯说写什么，后来就出版了。”

“那她请教您的德文是什么内容呢？”

“像绕口令似的，没什么意义，拆成单独的词语就是单独的意思，猜测不出来；也许她还在翻译，可能是她翻译的书里面碰到的德文词；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钱先生的笔记。”

“挺好的。”那通电话中，提及近况，杨绛也只说了这仨字；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即使带着助听器也听不见”；小辈们笑称，跟她打电话就是她的“一言堂”，别人问什么她也“答非所问”，所以只能在《走到人生边上》写下“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据张佩芬回忆，杨绛所寻德语共18个字母，一口气读完，好似一个拗口的游戏，倘若加以分割，便是3个独立的单词--给予，赠与了，已经离开了。

（参考：《杨绛文集》《听杨绛谈往事》《我们仨》《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感谢：叶廷芳、张佩芬、李文俊、丁伟志、傅聪、董衡巽等接受专访；吴学昭提供帮助；实习生王杨卡佳、郁琳参与录音整理）

转自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第17期（201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