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78年华罗庚留影

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与学生们在一起

2010年11月25日，华俊东在北京寓所接受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今年11月12日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诞辰100周年。初冬的一个上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幢家属楼，敲开了华罗庚的长子、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华俊东先生的家门，听他讲述了父亲辉煌而又曲折的一生。

　　算不清账的父母养了位数学天才

　　华罗庚1985年谢世，但直到今天，他在科学界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发表40余年，理论水平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他大力推行的统筹法、优选法能够优化决策，已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闻名遐迩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迄今已成功举办15届，有将近4000万中小学生参加过这项比赛，“像华罗庚一样学好数学”的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小学生……

　　说起父亲，79岁的华俊东情不自禁。“今年，社会各界为父亲举行了不少纪念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出了本文集。定稿时，主编丘成桐先生曾就书名征求家属意见。他们原先的题目是《一代宗师华罗庚》，我说，还是叫《传奇数学家》吧。父亲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10年11月12日，江苏省金坛县的华瑞栋喜得贵子。40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夫妻俩喜不自胜。为了留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根苗”，让他平安地成长，两人按照当地习俗，孩子一落地，就用箩筐象征性地扣他一下，寓意“把根留住”，还为他取名“箩根”，学名华罗庚。

　　华家并不富裕，在当地开了家小店，冬天卖棉花、夏天卖草席，有时也卖些针头线脑，小箩根就在店里帮忙。可他酷爱读书，从小对算术感兴趣。“有时他一边看店，一边演算数学，入迷的时候，居然忘了做买卖，惹得爷爷一通恼火。”

　　华瑞栋老两口没有文化，每次遇到店里盘点，两人就要去“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不要算错账。“有一年，上小学的父亲正在看书，见爷爷账又算不清了，想去拜菩萨，就对他说：‘别去拜了，我来算吧！’没多久，父亲就把复杂的账算清了。家里人开玩笑说，小箩根简直比菩萨还灵。现在回忆起来，那是父亲数学天赋的第一次体现。”

　　“上了初中，父亲遇到王维克、韩大寿、李月波等恩师。曾经留学法国的王维克发现父亲算术不错，又喜欢看书，就有选择地借书给他看，每次一本，限期归还。父亲总是提前归还。还书的时候，王维克问父亲书中的问题，他也总能对答如流。”

　　1925年，15岁的华罗庚初中毕业，家里勉强凑齐了学费，送他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这所学校由中国职业教育先驱、教育家黄炎培和江问渔创办，名记者邹韬奋也在那里执教。“他(邹韬奋)教英文，很会讲课，父亲的英文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可是没过多久，家里就筹不出学费了，父亲只好辍学回家。”

　　初中毕业，却当了大学助教

　　“1927年秋，父亲和母亲吴筱元结婚，第二年生下我大姐，1931年，生下了我。”华俊东告诉记者，父亲婚后在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又当兼职教员。“那时候生活相对稳定，学校的工资还算够用，又有母亲悉心照顾，父亲腾出了更多的精力钻研数学。他经常向杂志社投稿，但总给退回来。”

　　不过，华罗庚的勤奋终于有了回报。1929年上海出版的《科学》第14卷第4期，第一次刊登了他的文章。没过多久，第15卷第2期又刊登了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清华大学算学系(即数学系)教授熊庆来看到了此文。著名小说家梁羽生在1981年为华罗庚所做的传记中，曾描述过这一段：“熊庆来坐在他的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脸上神色越凝重。看完后他抬起头，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于是，熊庆来开始四处寻找华罗庚。“可那段日子，父亲得了伤寒病，卧床整整一年才脱离危险。”那场病让华罗庚落下终生残疾。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幽默地称这种走法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1931年，熊庆来终于找到了华罗庚，并在清华大学热情地接待了他。那时的华罗庚身体瘦弱，面黄肌瘦。尽管如此，他却在交谈中与熊庆来对答如流。“这是一匹典型的千里马。”熊庆来很快做出了结论。跟校方商量后，熊庆来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办公室助理员，允许他旁听大学课程，算学系的图书馆也归他管。“这其实是变相给了父亲接受教育、进行自学的机会。父亲以他的勤奋刻苦，很快接触、学习了世界各国的数学理论。在清华工作了5年，父亲就把清华大学算学系图书馆里的书差不多看完了。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他被破格任用为助教。”

　　流亡中差点让敌机炸死

　　1936年，华罗庚由清华大学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两年中，他攻克了许多数学难题。所写的一篇关于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的论文，为他在世界上赢得声誉。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与已经撤退到昆明的妻子儿女会合。在这里，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被聘请为教授。

　　“在昆明的日子很苦。有时候，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烟瘾很大，为了省钱，他把烟也戒了，发誓说要等抗战胜利后再抽。后来，小弟出生，父亲为他取名为‘华光’，一盼中华重光，二来是说钱都花光了。”

　　“即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也没有间断过研究。我常常半夜醒来，看到他还在小油灯前埋头读书。他跟我们说过，‘我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写下来，如果不写，忘记了，那就太可惜了。’”

　　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华罗庚一家搬到离西南联大5里地的黄土坡村住下，附近山沟的防空洞也成了他的工作间。“有一天，敌机来了。一个炸弹落下来，父亲的防空洞被炸塌，他被活埋了。幸亏当时有两个学生正在附近，马上过来挖土，让父亲的头部露出来维持呼吸。待敌机飞走了，人们才把他拉了出来。他长衫的下半截全都没了，还吐了一口血。”消息传到诗人闻一多耳中，“他急人之难，将他们一家8口的房子分出部分来给我们，在正屋的中央拉一道帘子，两家共在一个屋檐下。后来，闻先生看到我家老的老、小的小，父亲又有腿疾，搬家太难，就自己找房搬走，把家让给了我们。”

　　无限忠诚的爱国者

　　1941年，华罗庚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初稿，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前人的理论，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由于当时国内还不具备出版的条件，这部著作在苏德战争前被送到了苏联，战后首先在苏联出版，并引发强烈反响。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1948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也一起去美国，照顾父亲的生活。也就是那一年，他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数学上的成就是一方面，父亲最优秀的品质，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1949年，我们从报纸上得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父亲当时就决定回国。我也非常激动，以‘华夏’的笔名在当时的《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父亲的决定，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但人们更关注的是父亲的那篇著名文章。”华俊东笑着说。

　　华俊东说的“著名文章”，就是华罗庚1950年2月在归国途中发表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呼吁留美学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封信同年3月11日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海外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国后，华罗庚着手创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而且，他还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并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但继续自己的数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还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成为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从1956年到1978年(“文革”10年中停止)，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赛’依旧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你的关心，感动了我”

　　华罗庚与妻子吴筱元是包办婚姻，婚后共育有6个孩子，3男3女。“这么多年下来，母亲非常不易。没有她的全力支撑，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

　　“父亲当年患伤寒时，一年里，母亲整日侍奉在床前，端屎端尿、端水端药自然不在话下。”华俊东介绍说：“父亲后来生了褥疮，身上局部组织溃烂坏死，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这种病往往致命。多亏母亲悉心照料，父亲才转危为安。”

　　华罗庚也十分疼爱妻子。在大西南流亡时，华罗庚有一次看到有孕在身的妻子太疲惫了，很是心疼，便自告奋勇说：“我去熬点粥吧！”随即，他舀好米，一瘸一拐地去河边淘米，下锅煮粥。可出乎大数学家意料，米加热后会严重膨胀，本想煮一锅粥，结果煮成了足够全家吃三天的干饭。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夫妇依然相濡以沫。据华罗庚小女儿华密回忆，她许多年后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二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信。当时，华罗庚组建了一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他走到哪里，妻子的关心就跟到哪里。在一封写于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华罗庚对妻子说：“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还是一盒鹿茸糖，你的关心，感动了我。”学生裴定一回北京，华罗庚请他带回对妻子的问候。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他写道：“现趁裴定一同志来送重要公文之便带上丝棉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都是买来的。特别是山萸肉，可能学名是山茱萸肉，对你的健康合适，可以泡水、长喝。”

　　“文革”开始后，华罗庚一度受到冲击。华俊东说：“当时我响应号召，赴甘肃安家落户，听留在父母身边的妹妹讲，每次有人来家里闹的时候，母亲都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可以说，父亲经历的每一段困难时光，母亲都是他最坚强有力的支柱。母亲也是我们这个家的英雄。”

　　令人遗憾的是，华罗庚与妻子的爱情结局并不完满。“文革”对吴筱元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刺激，缺乏安全感，不愿意让华罗庚离开自己。而粉碎“四人帮”后，华罗庚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父亲是闲不住的人啊！他要去各地讲学，于是，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华俊东告诉记者，那时的华罗庚已经患上了心肌梗塞，情绪的激烈起伏可能致命。“后来在儿女协调下，他们分开居住了。父亲从原来北太平庄的住所搬到了这里(崇文门现在的住处)，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5年。”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作报告。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当他结束讲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3年，母亲也过世了。虽然最后的几年未能团聚，但父母一生互相扶持的感情仍然可歌可泣。”华俊东说。

　　“我们家里，永远要保持安静”

　　“对父亲来说，数学就是他的生命。无论是吃饭、走路、上厕所还是陪孩子们下象棋，所有事情都要为数学让道。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我有一笔账，全天下都不会算’。每当他若有所思，用家乡话嘟哝起这句话来，我们就知道，他又陷入到数学中了。”

　　家里有个大数学家父亲，和普通人家相比，有什么不同？说起这个问题，华俊东笑了。“首先，家庭氛围就不太一样。在我们家里，永远要保持安静，尤其父亲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玩闹打断了他的沉思，那他就要发脾气了。”

　　“他的书房别人也不能进，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在他的书房里安了一个铃，他需要我们了，就摇一摇铃，我们再进去。”华俊东的夫人柯小英告诉记者。

　　“人常说言传身教。我的感觉是，父母给我们几个儿女‘言传’的少，‘身教’的多。”华俊东向记者回忆起一件小事：上学的时候，他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原本以为求助自己的“数学家”父亲，一定能很快得到答案。没想到华罗庚看了一眼之后，留下一句“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自己去想”。然后扬长而去。

　　“说句老实话，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华俊东说，“在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的第一反应是要独立、要坚强、要坚定不移地自己走。我想，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独立钻研、坚持不懈的精神。”（崔瑾月）

转自 《环球人物》杂志 201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