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柳浦生（1952）

我是1948年进入清华的。之前在成都念高中，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后。刚胜利时全国人民都极为欢欣鼓舞，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国家会强大起来，人民生活会好起来。但不久国民党大发“劫收”财，官吏腐败，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特务横行，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大家敢怒不敢言。内战爆发，太平无望，我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1949年2月初，清华师生2000余人组成“迎接解放服务大队”，进城宣传。（校史研究室供稿）

但入了清华以后令我耳目一新。校内民主进步的气氛压倒了一切，国民党特务在外面不可一世，但在校内根本不敢露头。民主墙上大字报连篇，对时局的分析，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的抨击，使人看清时局真相。尤其淮海、辽沈等战役时，大字报将国民党报纸报道的“国军战略转进”和新华社关于我军胜利的消息进行对比分析。在地下党、地下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我们简称之为“盟”）领导下，各种读书会及文体社团如雨后春笋。读进步书籍（包括毛主席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唱解放歌曲，介绍解放区情况，使人宛如身处解放区。

当时班内一位地下党员（当时并不知道）何介人主动和我接近，很快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这种大环境下，加上何的引导，我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感到中国有希望了，前途光明，希望就在共产党。

清华解放是在1948年的12月中下旬。之前解放军和傅作义谈谈打打，国民党炮兵一度进驻清华园。我们曾到善斋楼顶上观看清华以北的双方炮战。解放军为不破坏清华园， 不打炮而只用步兵冲锋解放了清华以北的地区，又绕过清华进入海淀。国民党炮兵怕被包围连夜撤走，清华从此获得解放。

当时为避免人员伤亡，学生都搬到较坚固的建筑住。我当时读物理系，我们都搬入科学馆住，清华解放后，地下党即组织进城工作队以备北京解放后立即进城宣传党的政策。物理系是一个工作队，下分几个小队。我也被“选”为一个小队长（实为地下党内定的，后了解，我是惟一一个非党非盟成员）。大家白天学党的城市政策，晚上小队长以上开会汇报当天的学习情况和安排次日的工作。当时停电，只点个蜡烛，人面忽明忽暗，我有种似乎在搞地下工作的神秘感。

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后，北京即告解放。我系工作队是最先出动的，任务是调查国民党在北京市内的各种机关的地址。我这小队分在城东北区。因为才解放，国民党特务和散兵游勇尚未肃清，为保安全我们只能暗访。除了挂牌的外，对一些深宅大院，尤其墙上有铁丝网的我们也照记不误。经过几天的工作，任务完成后我们返校了。

2月份参加了迎接解放军的入城式，我们被安排在前门箭楼前，林彪和聂荣臻就在箭楼上检阅。看到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驾着缴获的美式大炮、坦克、装甲车，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近年电视播出当时的镜头中有一个是当时清华学生会领导滕藤（后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拿着小旗雀跃高呼口号的情景，看了又使我回想起当年兴奋、激动的情况。自此北京正式解放。

返校后学习步入正常，但大家学习的目的由为个人谋出路改变成要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国家，真正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目的明确，学习也就更自觉、更努力。同时大家的政治热情也非常高涨，自觉积极地投入思想改造运动中去。在这期间校内也有几件大事：如党公开、盟公开、建团（在全国建团前先在清华试点）。我就是那时入的团。

党公开时还有个小插曲。当得知地下党书记是彭珮云（副书记是何东昌）时许多人都非常惊讶。因当时学校内的学生运动大家都认为是学生会领导的。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我后来的同班张莹祥同学，她非常活跃，而彭珮云却是个无名小卒。据说她看起来是个死读书的人，当有人动员她参加学生运动，如游行、签名、示威时，她还说：“学生要好好念书，不要搞政治活动荒废了学业。”正因如此，她才能在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并且把清华的政治运动领导得如火如荼。

［选自《清华学子在广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