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潘永奎*（1951化工）

解放前清华的工友夜校是清华学运的一部分。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校，从全国各地来到清华园的新同学们初步接触到进步思想的新鲜气息。经过1946年冬的抗暴运动，思想认识逐步提高，参加学运活动的人数逐步增多。到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就有大批同学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二○” 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中有两支积极分子的队伍：一支是宣传队，几个人一小组，沿街向群众宣传；另外一支是纠察队，手拉手维持游行队伍秩序，以防被反动派冲散。运动高潮过后，校园里的社团活动如雨后春笋。游行时的宣传队员多参加了识字班（下乡教农民子女识字）；纠察队员多参加了工友夜校。同年6月,在工友夜校中建立了“民青”组织，次年春末又建立起了“地下”党组织。我自己就是这样参加工友夜校的，并在工友夜校参加“民青”，然后又入党的。

工友夜校的活动内容，一个方面是做工友工作：举办夜校，接近工友，传播革命思想。夜校文化课有识字、算术等课程，晚上在同方部的教室上课。教材由老师自己编写。由于处在反动统治的高压气氛下，有的工友到夜校来上课有顾虑，再加上工友们的工作和居住都很分散，不便统一上课。随着反动当局对学运迫害的进一步加剧，工友夜校的活动方式，转变为深入工地和工友宿舍，和工友谈心，交友，启发觉悟，建立争取工友福利的合法组织，配合学运斗争。我们和工友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机械系的金工场、总务处的管工班和畜牧场（供应全校牛奶的养牛场）等工友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我们去得较多的地方。

大约在1948年四五月份，也就是我入党前后，吴海泉为主，也带领着我，到处找工友串联，成立了一个清华工人的“福利会”，选举几个为人正派、热心公益并有一定威信的中年工友为会长（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具体人名记不起来了）；由福利会出面，发动过几次争取工友福利的合法斗争。（校史研究室2004年4月编印出版的《清华革命先驱》一书中说清华大学在解放前成立了工会，吴海泉“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工会”。其实是福利会，不是工会。）此外，在1948年底，也就是清华解放前两三个月的时候，曾在青年工友中成立了一个“患难互助会”，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宣传进步思想，相当于学生中的读书会性质。

在“反美扶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反迫害，争民主”……等运动中，学生罢课一两天，以示抗议。工友也罢工一两天，以支援学生的正义行动。有些不能停止的工作（例如开水房），工友罢工，就组织学生代劳。这样，既壮大了罢课声势，又增进了同学和工友的接触。了解工友的工作、生活情况，对学生自己也是一种教育。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个工友，他正在做饭。我见他在取暖的煤球炉上倒扣一个瓦盆，瓦盆上有许多小孔，他擀了一张粗面饼子，放在瓦盆上烙（不用油，不粘盆），就当作主食；把大白菜切碎，撒点盐，凉拌一下，就当作主菜。他说他常年这样吃饭。又有一次，畜牧厂的工友对我讲述他的生活经验：“如果感冒发烧，你不要请假休息，照常干活，出点汗，就抗过去了；如果卧床休息，反倒真的病倒了”；又说：“考问一个人有无实际养牛经验，只要问他牛粪是什么味道？我们天天起牛粪，免不了溅入嘴中，都知道牛粪是苦的。如果他不知道牛粪的味道，说明他没有养过牛”。我毕业参加工作后一贯不怕苦、不怕累，不娇气，大概和我受过清华工友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工友夜校活动内容的另一方面是做同学工作，夜校其实也是一个学生社团。参加夜校工作的大学生一度有好几十人，比到夜校听课的工友还多。大家相聚一起，联络感情，传阅进步书籍，学习讨论，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组织。1947年6月，吴海泉和我相继加入“民青”，吴海泉任“民青”组长；1948年3月吴海泉入党，5月他介绍我入党，成立了工友夜校党小组。党小组成立初期，艾知生、何祚庥都曾一度担任过组长，但都时间不长，因为他们自己不在工友夜校，又忙于其他工作。不久后，就由吴海泉任组长。进入1948年下半年后，党员人数增加，于是成立了工友夜校党支部。吴海泉任支书，潘永奎、庄沂任支委，后来梁桂明也曾担任过支委。党员还有赵宗鼐、银重华、徐智、李光远、李宗禹、许建钺、张履谦、张忠永、苟澄中……等（这些同志，有的是我们支部发展的，有的是从外部调来的；我们支部发展的党员也有不在工友夜校工作的，如刘惠群、何晋瑞等）。在工友中我们也发展了三个青年党员：机械系金工场的赵凤山、学校总务处管工班的裴 全、同方部工友佟永旺。

工友夜校支部是清华南系党组织的支部。工友夜校中还有许多积极分子，如：吴时生、钱绍兴、员 达……等人。他们思想进步，和我们常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关系融洽，有时也有些争论。他们不是我们支部的党员和盟员，我们猜想他们大概是北系的同志。后来由于斗争形势严峻，夜校的教学活动基本停止，支部的活动转为深入群众，个别交谈及组织福利会等，和这些同学的往来也就少了。

那时侯，我们支部的党员，包括支书和支委在内，全是预备党员，缺乏工作经验，工作效率也不高，但革命热情很高，有甘为革命献身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豪情。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也很有限，但每天都忙到深夜，甚至废寝忘食。吴海泉读物理系，常常缺课，到1948年暑假后，他已经被校方停止了学籍，学生宿舍也已经没有他的床位，但他仍坚持工友夜校支部的工作。明斋宿舍楼的各层拐角处，都有一个能放一张床的三角形小房间。我以有肺结核病避免传染别人为理由，申请独自占用在二楼西头拐弯处的房间。找来一张木制双层床，吴海泉睡上层，我睡下层。我们共同生活，不分彼此。我的房间就是工友夜校支部的秘密工作室。吴海泉那时已经没有助学金，但手里有一只在1946年离开四川老家时带来的金戒指，其实不是什么戒指，而是一根金丝绕了三个小圈。有一次进城游行，他托我把它卖掉。我从西四一路小跑赶到前门外的一个金店，店员用试金石一划，成色非常好，就卖了些钱，够他生活开销几个月。有时在工作之余，临睡之前，他带领我们共同背诵入党誓词，互相鼓励。誓词内容有：“我愿牺牲一切，甚至抛弃头颅，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愿继续奋斗到底，至死不渝，在危难时不逃避，在消沉时不灰心”……等语。回顾过去，那时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都还很低，思想修养也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毛病，我自己是个书呆子，但那时的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现在海泉同志已故，我借此机会，追忆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以资怀念。

1948年底，这时清华大学已经解放，而北平城尚未解放。党组织从工友夜校支部抽调吴海泉、庄沂、张履谦、银重华、张忠永、苟澄中……等约半数同志，参加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收石景山钢铁厂。工友夜校支部还剩下李光远、李宗禹、许建钺、余兴坤、徐智、赵凤山、裴全、佟永旺……和我，由我临时负责。这时期主要工作是庆祝清华解放和迎接北平解放。

2月初清华迎接解放军入城宣传服务队中有一支清华工友小队，共13人，领队的是我。正值寒假，气候寒冷，还下着雪，晚上在一个中学的空屋子里住宿，屋里没有床铺，却有长椅子。两张长椅子拼起来就是一张床，各人把自带的行李铺上，睡觉过夜。我因为有肺结核病，为避免传染别人，所以睡在室外屋檐下。我们这个屋子没有取暖火炉，哪知隔壁屋子有人生火取暖，炉子的烟气通过插在隔墙墙空里的烟囱排到了我们屋子。屋子里的12个工友都被煤气熏了，我在室外却不知道。幸亏有一位年长的工友，半夜起床解手，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他意识到是煤气中毒，爬到门口，开了门，接着又打开窗户，救了大家一命。这件事情，我想起来真是后怕，假如12位工友遇难，独我一人活着，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1949年2月，组织上派电机系助教王先冲同志来工友夜校支部任支部书记，我当副书记。这期间，曾做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清华工友中进行工资改革，不是涨工资，而是要紧缩开支，以支援革命战争。我们对劳动工资工作毫无经验，做了一阵方案测算，后来传达下来新指示：再怎么困难也不能减工人的工资，工资改革停止进行。第二件事情是成立清华工人的工会。酝酿、讨论、提名候选人等，弄的差不多了，组织上传达下来新指示：教职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单独组织工人的工会，该项工作暂停进行，待条件成熟后，再成立教职员工统一的工会。从这两件事，我们体会到，建设新社会的工作，其实比推翻旧政权的工作更困难，更复杂，要求政策性更强。我们的知识不足，水平不够，需要加强学习。暑假期间，上级组织指示，解放后的学校当局是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学校当局了，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工友工作应该由校当局负责。因此从1949年暑假开始，工友夜校支部的教师和工友党员转入教职员工支部，学生党员并入暑假临时支部；暑假后，学生党员转入各自的系级支部。至此，工友夜校支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工友夜校从成立到停止活动，历时约一年；工友夜校党小组、党支部从成立到撤消，历时也约一年。一年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是革命形势如排山倒海，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一年，因而是难忘的一年。工友夜校和工友夜校支部的工作仅仅是革命洪流中的一滴水，但对我和我的战友们来说，是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是初次的战斗洗礼，因而是难忘的经历。那时候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也是难忘的友谊。

* 作者曾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