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龚育之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在他逝世后，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以及亲人和学生们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怀念和追忆文章，感人至深。与这些老同志相比，我同老龚（年岁稍长者都这样称呼他，我也习惯了这种称呼）相识较晚，共事时间也不长，对他了解不是很多。虽然也想写点纪念文字，但又怕写不出什么新意，所以迟迟未敢动笔。

说来老龚与我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不过他是1948年入学，我是1950年入学。他学化学，我学历史。他于1951年因病休学，长期住院治疗。病好后直接到中宣部工作，没有再返校学习（后来他曾告诉我，像他这种情况，本来可以算毕业的，但他没有回校领毕业证书。于是填履历表时只写大学肄业，因此他在家中是学历最低的）。实际上，我们两人同时在清华学习，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校时相互并不认识，但我那时已经听到过他的名字，这是因为1952年我选修俄语课时，给我们上课的龚人放先生，讲到学外语时说，只要听课一两年，打好基础，以后即使完全自学，也可学好外语。他举的例子就是龚育之。说他只听了一年俄语课，病休后，在病床上坚持自学一年多，现在已经可以翻译一般的科技文章了。从此，在我的印象中，龚育之就是一位聪敏好学、坚毅有为的学长。不过真正与他相识，则是30年后的事了。

1980年，我从北京大学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当时老龚已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不久改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由于专业相关，此后对他所发表的著作文章以及他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报告，我都很注意阅读学习。也是在此时，我才与他相识，并有所接触，通过学习和接触，逐渐对他有所了解。觉得他掌握大量中共党史的一手史料，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文字表达能力也很强。真可谓才、学、识俱佳，颇有史学大家的风范。

我与老龚真正同处共事是从1991年才开始的，那年是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约在1990年5月，主任胡绳带着党史研究室的一些干部，包括沙健孙、郑惠等几位室领导和少数中层干部，到胡乔木家中开会。我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二室的副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会议内容是讨论党史研究室关于纪念建党70周年的筹备工作。当时，党史研究室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工作，但这卷只包含民主革命部分。原计划加紧下卷的编写，由于篇幅较大（上卷已有50多万字，下卷估计有60多万字），想在次年“七一”前完成，困难极大。而且这样大部头的书，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的学习材料。根据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薄一波和胡乔木）的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在建党七十周年时，先写出一本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较为完整简明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会后，在胡绳直接主持下，很快启动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作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主要项目，这本书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依据胡绳提出的编写大纲，全书分为第九章。新中国建国前五章，新中国建国后四章。由党史研究室一、二室的同志先分别起草初稿。新中国建国后的第六至九章，由二室的戴鹿鸣、周承恩、席宣和郭德宏分头起草，要求在年底前提出初稿。为了提高质量和加快进度，胡绳特意请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金冲及两员大将，与沙健孙、郑惠等一起组成全书的统改班子。1991年元旦刚过，他们就由胡绳率领，进住玉泉山，全力进行统稿工作。新中国建国前的五章，由金冲及、沙健孙负责统改。新中国建国后的四章分别由龚育之（负责六、七两章）、郑惠（负责第八章）和胡绳（负责第九章，后来又请王梦奎等同志参加）统改。统改组由胡绳主持，对初稿逐章进行讨论。讨论第七章（“文革”前十年）时，我参加了。讨论中对这章初稿一般还是肯定的，记得金冲及同志还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但我自知初稿充其量也就是一般水平，要达到胡绳要求的高质量，只能依靠老龚改写了。过了一段时间后，老龚统改的这章稿子回来了。一看果然部分是改写的，其余部分也在原稿基础上做了不少修改或补充。虽然大的结构和基本史实的叙述，没有多大改变，但对一些史料的取舍布局作了不少调整，还补充了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材料。更重要的是对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增写了许多深入的分析和新颖的论述，又采取了详略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从而使这段历史内容更为充实，并大大提高了原稿的理论性和生动性。经过修改和改写，新的稿子充满了新颖独到的见解，还提出了一些首次发表的史实，面貌一新。果然是起草过许多中央重要文献的大手笔，令人佩服。

在修改第七章时，老龚提出的创新见解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两种趋向”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乔木的文章中已有所涉及，但都不甚明确，更没有展开论述。正是在修改此章时，老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深入具体地对此问题作了精彩的论述。尽管对“文革”前十年的党史，究竟是正确趋向为主，还是错误趋向为主，在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大都认为，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文革”前十年乃至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较为容易理解了。在此书出版发行之前，我在一个党史研究和教学人员讲习班上讲“文革”前十年的历史时，首次公开了这个观点，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此书出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上，我应约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的写作特点的文章，着重介绍了“两种趋向”的观点，也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老龚在统改中既注重思想解放，敢于创新，又强调史实的准确性。例如，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一般较正规的书中都不敢涉及。我在起草初稿时，依据专家们的估计，大着胆子写了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大约有两三千万人。我原以为统改时，这一数字可能会被删去。但老龚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要求数字更加准确，要有正式出处。他亲自动手查阅资料后改写为：“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区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分的好几倍。”本书其他章中，类似情况也有不少。当然，现在来看，书中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已为众所周知；一些史实可能又有新的发现。但在20年前，能达到如此水平，可谓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老龚还彻底修改和改写了第六章初稿（写新中国建国后头七年的历史）。这就是说新中国建国后的四章初稿中，有半数是由老龚一人负责统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预计在这年“七一”前能够出版，但胡绳说，为了保证书的质量，宁可延后一点。他不但亲自统改第九章（改革开放年代），还对全部统改稿逐章加以审定。最后又亲自写了包含重要创新内容的结束语。

7月底全书定稿后，胡绳将书稿送交胡乔木审读，并对他说，如果觉得时间太紧，不能看全部书稿，务必把第七、八、九三章和结束语看一下。乔木看完这三章后表示很满意，认为写出了很多新颖见解。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他对这章也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例如书中写到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劳动人民之冕）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时，乔木加写了一段话：“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分别看过部分稿子，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再次加工修改后，8月8日，杨尚昆主持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开会，批准此书正式出版发行。乔木还为此书写了《题记》，对这本书给予很高评价：“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该书出版后的座谈会上，乔木还肯定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当然，他也不认为这部书已经十全十美，说书中“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难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顺便提一下，乔木的这篇《题记》，后来广为流传。听说他的清华大学同学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乔木写的许多散文中最好的一篇。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1991年9月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发行了六七百万册。可能是当时同类书中销量最大的。这部书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委托老龚为代表去领了奖。老龚后来也多次讲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贡献，但他讲到这些贡献时，大都是与胡绳联系起来的。而胡绳却深知老龚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即将定稿时，在玉泉山上作了一首诗，并写成立轴，送给“育之同志”。诗云“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荫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完成后，老龚又应乔木之邀，参加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写作班子，并具体负责此项工作。这个班子中的成员大都长住玉泉山。我在1993年办理退休手续后不久，参加了协助薄一波写回忆录的工作，也长住玉泉山，与老龚虽不在一起工作，但还经常见面，饭后常常一起散步聊天。1994年，他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次年又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并具体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编写工作。他在全室大会或编写人员讨论会上作报告或发言时，我也经常去听。他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使我受益颇多。世纪之末，他在党史中卷完稿后，退出了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岗位，此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高度评价此书的同时，还表示希望在进入下个世纪时，本书要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但在世纪之交，胡绳已驾鹤西去。而2007年，老龚也离开了我们。乔木的希望只能落空了。（周承恩）

龚育之（1929年12月26日～2007年6月12日）生于湖南湘潭，原籍长沙。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中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

转自 学习时报 2010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