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抗战期间，罗先生的经历：西南联大学生—译员训练班—OSS（美军战略情报处）—丹竹机场—西南联大—清华大学

2016年5月，94岁的罗振冼先生

罗振诜先生生于1923年，祖籍广东梅州大埔县，客家人。爷爷和父亲是南洋华侨，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经商。

罗先生少年是在大埔度过的，抗战期间曾经两次参军。

第一次是在初中毕业后，在赣北参加了19集团军司令部的青年训练班一期，被分配在司令部秘书处工作。当时在司令部秘书处的秘书大多是大学毕业或留学归来的青年，罗先生自感学历太低，于是返乡继续读书。

第二次参军是1945年。当时罗先生正在西南联大读书。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来自美国的盟军大量地来到中国与中国军队共同对日本作战，因而需要翻译官。当时联大很多同学都报名当译员，罗先生也响应号召，进入军委会外事局的译训班。

罗先生回忆说：“当时译训班的领导和教师基本上都是联大的教授，在学生中很有号召力，联大的学生很多觉得在译训班上课和在联大上课几乎都是一样的。”年轻的心态真的是一片阳光，万里晴空。想起许渊冲老先生当时也是这样走进了军委会译训班，而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译员。

经过6周的短期的英语和军事训练后，罗先生被分配到了一个特殊的部门OSS（美军战略情报处）做译员。这里第二次再次出现了OSS，前面我们讲述过吴炳琳老先生在OSS服役的故事。罗先生的任务是帮助OSS培训中国伞兵突击队使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进行战略战术训练，以及跳伞训练。工作地点仍然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昆明岗头村的鸿翔伞兵基地。

译员的衣食住行和美军一样，比如和美军军官一样在军官食堂吃饭。

岗头村的译员们生活很自由，除了工作之外，其它各方面基本上没有人管。

随后不久，抗战形势发生变化，新组建的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1队出发到南京接收，2队出发到广东的新会敌后作战。

罗先生原文如此。当时伞兵突击队第1队应该是由第2大队长井庆爽带队空降广东新会作战。

8、9、10三队在组建中，每队有官兵150人，还有30名美军顾问和8名译员。译员自愿报名参加，工作地点没有公布。罗先生报名后被分配在了第10队轻机枪组。执行任务出发前，队员还照相，填表。并按照美军作战的惯例：填写牺牲时通知人姓名和地址；每人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一份家信。实际就是遗书。

美军如果作战牺牲，受益人可获得1万美元的保险金，所以美军一般还要填写一份牺牲后的保险受益人表。

接着8、9、10队的队员大约700人整装待发。罗先生说：“不记得大队长是谁”。实际上这支伞兵部队由林树英上校带领作战。

罗先生恪守军队作战的保密制度（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而带队作战的高级军官的姓名属于保密工作范畴，所以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罗先生领到崭新的卡宾枪和点45手枪，在伞兵靴里插好匕首，装具包里装好手电筒、急救包和三天的行军干粮，心里又紧张又兴奋。

大家从宜良到呈贡机场起飞，谁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除了指挥官之外，全体译员也和伞兵战士一样，全副武装。

飞机降落在了广西的柳州机场，但是大家还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暗自猜测着要去的方向。接着全体队员乘船顺江而下，船靠岸后，大家隐蔽等待，天黑之后在当地游击队带领下，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夜行军。

广西地形多山，夜行军严格保持静默，也不准照明，好在队员平时训练刻苦，但无论如何在敌后行军还是时时刻刻充满了危险。

整个晚上大家走走停停，急行军体力消耗很大，走了一个晚上，终于在天亮前到达一座高山脚下的阵地，已经有当地游击队员潜伏等待。沿着山脊向上望去，可以看见1000多米高的山顶有一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哨兵在来回巡逻的日本兵。

大家都累坏了，一停下来就只想躺下睡觉。无论如何累，也不得不打起精神听指挥官布置作战行动任务。

终于知道这里是丹竹机场，而三个伞兵分队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攻克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为盟军的后续行动提供前进基地。大家各自开始挖掘战壕，架设机枪，并调整好射击角度和射击方位标尺，等待战斗到来。

黎明前，永远不能忘记的1945年7月30日黎明前，指挥官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

首先是伞兵突击队的60毫米重迫击炮对山头的日军阵地进行火力急袭，接着是部队随行的火箭筒对日军的火力目标的定点清除，同时机枪组掩护步兵进攻，一切进行的有条不紊。

随着激烈战斗的进行，日军抵抗越来越弱，终于前方传来我军占领山头阵地的胜利消息。

就在大家欢欣鼓舞庆祝胜利准备打扫战场时，被逼退到半山腰溃逃的日军突然向山头反扑过来，措不及防的伞兵突击队在牺牲了20多名战士和一名翻译官后，最终全歼了这股日军。

当天下午伞兵突击队巩固战场后交给接防部队，开始撤退下山，机枪组负责掩护。

后来，守备丹竹机场的敌军被彻底击溃后，伞兵突击队进驻丹竹机场，这时罗先生才知道牺牲的翻译官是联大外文系的缪弘。在岗头村伞兵基地时，缪弘也报名参加了这次伞兵突击队的行动，缪弘被分配在了第9队步兵组。大家一直在一起，直到战斗前才分开，没想到天亮后却阴阳相隔。

上一期我们说过缪弘的故事：

缪弘在联大读书时，是一个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诗人，深受师生爱戴，尤其是冯至和李广田等教授十分喜爱赏识缪弘，而当年缪弘牺牲时只有19岁。

后来译员们为了缪弘的牺牲还有不同的争论：

有的译员说：“当天和他一起工作的美军下山时，作为译员，他完全可以跟着下山，没有必要和战士一起参加战斗，做无谓的牺牲。”

有的译员说：“那不成了临阵脱逃”了吗？”

有的反驳说：“虽然译员的首要任务是翻译，而不是打仗，但是那个时候，你手里有枪，又有杀敌的机会，想想日寇横行十多年，这时给你报仇的机会，你会放弃吗？”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缪弘是对的，他做了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应该做的，而一起执行任务的美军在没有完成作战任务，在没有肃清残敌时就撤退下山才是真正的“临阵脱逃”。

丹竹机场战斗结束后不久，大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的消息。

当大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美国顾问与中国军人欢呼着拥抱在一起，“战争终于结束了”。

罗先生感觉自己很幸运，刚刚在前线打了一仗，战争就结束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可以重新回到联大读书了，一切仿佛梦幻一般。昨天还在枪炮齐鸣，前天还在抹黑行军，今天就欢庆胜利了。

当丹竹机场跑道修理好后，译员们兴高采烈的坐着飞机凯旋回到昆明。

今日丹竹机场

同年10月，罗先生办好了译员离职手续，领到一笔遣散费，重新回到联大开始学习生涯。

在后来的岁月里，罗先生在昆明经历了“龙云事件”，也经历了“12.1”事件。

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是师长和同学在事件中意外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让人充满无尽的伤感。

后来学校回迁，罗先生在清华园又度过了三年紧张的学习生活。

在1949年后，罗先生并没有随父母兄弟回到马来西亚，而是留在了大陆，参加了祖国的建设工作，先后在中央国外贸易司及天津中国进出口公司等单位工作，并随着大时代的起起伏伏经历了酸甜苦辣的人生中一段段不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