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74年9月，我骑着自行车，拖着行李卷进了清华园，成为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工农兵学员。在学校电子系办完报到手续后，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同班同学，一名海军战士贾春生。小贾把我送到了九号楼308室，在这里我又遇到了我们班的宋学宣、李香和、张继善、金大伟、王庆云。我就这样成为清华大学电子系计41班的一员，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我的同学中有兵团战士、有插队知青、有基层干部、有工人、有军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大学恢复招收学生，这一决策让我们有了进入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了人生的一次巨大转变和飞越。

班里的同学们来自祖国各地，文化程度不一，经历不同，但他们知道能在大学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他们来自基层，他们身上带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谦虚谨慎，关心集体，关心同学，吃苦自律耐劳。虽然基础知识先天不足，掌握到的知识即不能和以前的学哥学姐比，也不能和以后的学弟学妹比。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工农兵学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我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真是三生有幸。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清华园那厚重的历史氛围，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回忆。我除了和同学们一样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操场的课内课外的活动外，还参加了学校的部分外事活动。作为学生代表接待过日本青年代表团，中日青年友好之船、友好之翼，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官员、英国皇家科学院代表团，等等，由于陪同外宾参观校园，所以还有机会参观了建工系、水利系、自动化系、机械系、电力系高压实验室等多个兄弟系的系馆和实验室，长了不少见识。尤其是参观校图书馆书库，这是每一位外宾的必看项目。能够进入校图书馆书库，走在书架之间，看到书架上数百万册的馆藏图书，就像站在知识海洋的岸边，从内心感到震撼。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华见主席时，首先就是被主席书房的大量书籍狠狠的“震撼”了一下，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外宾的来访活动，校方一般由校外事办马文仲老师主持，学校有一、二位领导参加，再有就是几位老教授和学生代表。每次接待外宾，我们都是在主楼前欢迎外宾的车队，然后乘电梯上二楼，根据来访外宾的人数，在不同的会议室，首先由马老师介绍学校基本情况。然后我们陪同外宾乘车参观校园及有关系馆和实验室。最后回到主楼接待室和外宾座谈，回答外宾的各种问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接待活动的有两次，一次是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次是接待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维汉，这两次接待外宾的座谈都是在主楼后厅的二楼。尼克松是打开中美交往大门的具有战略思想的政治家，能够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把苏联的赫鲁晓夫驳的哑口无言，由此可见他的语言能力。这次尼克松访问清华园，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接受毛主席邀请的第二次访华。头天在校办的预备会议上，马老师讲：由于尼克松已经下台，他可能回避政治问题，最有可能谈中美友谊。因为采访这次访问的记者很多，要我们有点思想准备。第二天我们在主楼前等候尼克松时，那些外国记者的小车就把主楼前广场停满了，好像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集中到了清华。这些记者们中的很多人中国话说的很溜，问的问题也是刁钻古怪，从政治到学习，从生活到师生关系，以及男女同学如何相处等等。当时我想，这些记者就这么“难缠”，尼克松来了还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呢？！可尼克松来了以后先和我们挨个握了手，乘电梯上了二楼，在后厅二楼听完马老师的介绍。在我们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内设施，在参观机械系时尼克松和部分记者对机械系展示的数控铣床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回到后厅二楼，和我们进行了座谈。在和我们座谈时尼克松当着这些记者们的面，即没有讲中美友谊，也没有讲国际政治，更没有讲参观学校后的感想。反而鼓励我们说如果有人能够攻克癌症，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不谈政治，不谈现实，这可能正是尼克松作为国际级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凯山•丰维汉是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当时印支三国正处在抗美第一线，我国人民正全力支援印支三国人民的斗争。不过在陪同凯山•丰维汉参观学校期间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映像。可是当时陪同凯山•丰维汉来访的华国锋同志给了我难以忘怀的记忆。由于华国锋和我都是山西人，他那满口的山西普通话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当时华国锋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憨厚”的印象。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石破天惊，华国锋同志和叶帅配合，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

清华园里和我们相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在当时的条件下老师们既要教授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的学生，又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保护学生和自己，困难可想而知。1976年4月初，我回原单位在当天的大参考上看到一篇转载的文章，讲“4•12”大屠杀是蒋介石与伍豪共谋的，我以前从长辈那里知道伍豪是“五号”的谐音，是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回校后，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议论此事。对当时的“批邓”表示了不满。清明节是星期天，白天我一个人到天安门，远距离的看了一下广场情况，晚上我从家里回到学校。刚进九号楼就听班里的同学议论学校领导关于天安门的讲话，当时我心里一凉，心想糟了，我把最近以来自己的言行捋了一下，准备迎接面临的难题。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我们班周立柱老师来九号楼把我叫到楼梯口。问我这几天的活动情况，听到些什么？我按照自己的设想一口咬定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而且自以为聪明地加了一句：“文革”以来我从来不去热闹地方。同时还坚决否认听到过任何口头传言，只承认自己看到过大参考上的文章，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讲过。其实当时自己那点“小伎俩”在老师面前太小儿科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最后周老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好，没有和其他同学议论就好。老师的这句话我听懂了，重点是“没有议论就好”。果然系里和班里都没有再追究过此事。后来在看到其他班的同学因“四•五”事件受到追究，批斗，真为自己能生活在计41这个集体中感到庆幸。

在清华园的将近四年的学习生活中，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专业课程安排是非常重要和困难的事。我们班的课程安排前期是史斌星老师，后来是房家国老师负责。两位老师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妥善地安排，使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房家国老师曾多次和我商议，如何向系里争取课程时间，房老师说：现在课程时间太少，老师不好多讲，你们学生可以提出来，减少其它活动，增加业务课时。这样的话房家国老师曾用不同方式多次讲过，我也和其他同学一起到系办公室反应，多争取一些课时，按老师的思路完善了我们班的课程计划。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除课堂上授课的老师外，还有一些老师直接手把手的辅导我们的实验课。我们班里的同学有些是从生产第一线来的，动手能力很强，实验课上不大需要老师操心。有些从农村来的学生，由于不会，对老师交代的注意事项非常认真，不会走样。最可“恶”的学生就是我这样的什么都懂点，什么又不全懂。因而“洋相”很多，是辅导老师重点关照的对象。记得在录音机厂进行录音机调试时，卢义明老师就待在我身边，一直注意我的操作。在老师的目光下，我也小心谨慎，调试很顺利。后来卢老师出去了一下，我独自操作，立刻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调错了万用表的量程，造成调试中的录音机门槛电阻偏离了正确数值，越调差得越远。老师回来后，立刻发现出现了错误，我还自以为是的解释数值是正常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不一会，老师就找到了出错的原因，我也找到了自己性格上、知识上的缺陷。

在刘淑芝老师手下，我也曾露过一大“怯”。那是刚进入学校，在老师指导下由我们同学动手完成万用表的制作。在进行焊接时，我习惯焊接前，经常用手拧线头上的毛刺。刘老师多次指出后我仍无悔改。最后即将完工时，我又手痒去拧焊接线头，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声手上挨了一巴掌，刘老师轻声说：收起你的“猪油手”，这时旁边还有同组的一位女同学，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从此毛病得到了改正，再也没有犯过。

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中间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干扰，但是清华的历史，清华的氛围，清华的老师影响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一日为清华的学生，终身为清华人。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毛建辉、第四人为马文仲老师、第六人为张维副校长、后排左起第五人为张晓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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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池简历：

张晓池，1949年12月生，1969年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电子系计41班学习，1978年毕业。

1978年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工作，参加了“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招生工作。

1979年在自动化所负责科技干部评审及成果鉴定。

1983年任中国自动化技术公司亚明科技服务部副经理，后任计划经营部经理。

1989年调任北京大恒公司元器件事业部经理，副总经理，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1年调任北京大恒实业集团副总经理。1993年被聘为高级工程师。

1994任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

200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