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的结语。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一生心系“乡土中国”，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无不“志在富民”。《江村经济》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费孝通的另一部力作《乡土中国》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更被国际学界誉为“人类学研究的启蒙读本和经典范本”。

为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本刊特邀一位西方学者和一位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东方学者，从世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理路作深度探讨，分上下两期推出。本次访谈以英文形式进行，访谈英文摘要将发表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刊》（Anthropology Today）。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英汉对照），费孝通著，戴可景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

■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乡土中国》英译者）

常向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研究网负责人）

1936年，费孝通与开弦弓村的孩子们合影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他早年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后来的《乡土中国》两本著作中，如何评价这两本著作的价值？

韩格理：我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我觉得这本书十分有趣，但在那时，我刚刚涉足社会学领域，并不知道费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后来，在1984年至1985年于台湾东海大学教书期间，我在一家书店中偶得《乡土中国》。这次与费先生的“邂逅”时值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已初具基础，正在探讨如何能够不带西方偏见地将中国与其他社会作比较研究的当口。在读了《乡土中国》之后，我了解到费先生不仅与我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书中，费先生用优雅的散文体、以令人信任的方式直入主题，对中国与西方社会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我当时对此书未被译成英文感到不解，并且意识到翻译此书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西方读者才有机会一窥费先生精深的学术思想。我十分荣幸有机会翻译了此书。

常向群：十分巧合，我是在1985年初读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的，当时，我正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这本书从纵向——历史的维度，和横向——全球的维度，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考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在费先生逝世后，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的纪念文章《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Surprises　and　Questions　that　Arise　from　Reading　Fei　Xiaotong’s　Idea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就是基于您和王政翻译的《乡土中国》英文版写成的。十分可喜的是，该文在西方社会科学语境下活化了费先生的学术思想。我和王斯福教授之前的博士生曾多次引述中文版的《乡土中国》，但均无法呈现该书的灵性。您将该书推介到英语世界，极大地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尽管此书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但一些核心观点至今仍旧十分有价值。我正在写一本书，题目为《费孝通与江村研究》（Study of Fei Xiaotong’s theories and restudies on Kaixiangong Village），拟以此来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回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我于1987年阅读了该书的首版中译本。当时，我正在北京教授社会学，对这本经典的民族志领会得并不深刻。若干年后，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常问我如何评价此书的重要性，我请教了王斯福教授。他推荐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于1962年作的纪念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演讲，题目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这篇演讲使我对这本书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弗里德曼引述了一段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的序言：“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弗里德曼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像中国这样的、有绵亘千年的文明和庞杂历史的社会进行研究，并相信这将是社会人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由此，我认识到《江村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动了人类学的学科本身及其方法论的发展。1996年以来，我在费先生当年从事田野调查的村庄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后，便开始对费先生总结性的新作进行全面研读，从中我看到，费先生的研究兴趣已经从田野调查转向了理论回顾与反思。费先生自称，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始发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写的序言。据费先生所言，《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新风气，“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韩格理：我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似乎很少有美英的中国研究专家了解或引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论观点。所以，当我阅读了你前面提及的王斯福教授的《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一文，感到十分欣慰。的确，是到了开始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展开对话的时候了——追随费先生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一个社会区分于另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差异，以及将不同社会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共同之处。

常向群：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学者从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对现当代中国以及中国社会加以研究，但除了您和王斯福教授，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像费孝通这样的中国学者的理论贡献。根据社会科学的标准，这些专家的著作非常出色，但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是从迥异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诚然，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价值，但是，正如不少中国学者常说的那样，有的研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读起来有“隔靴搔痒”之感。对我而言，《乡土中国》的英译本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探讨中国社会的中国本土理论的优秀范本。我希望国内外举行的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各种活动——包括咱们的对话——能引发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的兴趣，正如英语谚语所说，“迟做总比不做好”。

吴子桐：在民族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参加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进行民族识别，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意识是多层次的，且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他认为，这种“多元一体”的特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多民族国家。二位对此如何评价？

韩格理：正如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其他概念一样，“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源自于费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费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们的社会通过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多样的方式联系起来，一些是通过亲密的家庭纽带，一些是通过广泛的家族关系，还有一些是通过地缘的关系。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第十二章指出所有这些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延伸。他指出，“区位是社会化的空间……这是血缘的坐标”。超越区域主义，根据费先生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认同也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有血缘的坐标，每个人的坐标在空间上都会有所不同。然而，与许多对西方社会所作的民族主义研究相比，这个观点适用于描述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而不适用于所有社会。

常向群：是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构想在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中国》中文版中已初见端倪，但是它的完善和广泛传播是缘于50年后费孝通先生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先生几十年来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史料文献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根据费先生的观点，中国56个民族经过了长期的整合、互动，同时共存于一个大的社会里，由此形成的“格局”是“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格局”一词体现了个人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多元一体格局”又是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费先生在已经撰写了多篇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后，于2000年提出了构建“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或者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这是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国社会向全球范围的延伸。在做完了“来自金砖四国的移民在英国”的田野调查以后，我认识到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可以成为对现存的有关多民族社会理论的一项有用的补充。

韩格理：对于费先生的这一观点，我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还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切实反映？

常向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结果，并且这种格局正在成为现实。而“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一体格局”则是费先生的一种向往。

韩格理：沿着费先生引领的这一研究，我想我们应该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作一点补充。英国人类学家弗尼华尔（J. S. Furnivall）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英国公务员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他发现，除了日本和韩国，大部分亚洲社会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用“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一词来指包含多种共存而不相互融合的族群的社会。弗尼华尔提出的这一概念暗含了与西方社会的对比，在西方社会中，不同的族群被期许融入一个主导的社会秩序中。毫无疑问，费先生所接受的英式教育使他接触过弗尼华尔的著作。费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社会少数民族研究，他对多元社会研究的新见解，都是从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其中包括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省教书时所作的研究。

常向群：没错，尽管我没有看到费先生直接引述弗尼华尔关于“多元社会”的观点，他很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有趣的是，有中国学者对费先生的《江村经济》评论说，此书缺少对西方文献的综述。大半个世纪过后，也有中国学者对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The Flow of Gifts）评论说，它缺乏中文文献的回顾。我认为这一点正说明了，中国学者不仅向西方学者学习，也期待西方学者向中国学者学习，这种互鉴不仅是材料上的，还包括观点和思维方式上的。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在很多理论问题上都卓有建树，且能灵活运用理论研究现实社会，在《乡土中国》中他运用“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请简单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对费孝通思想研究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在理解社会结构等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韩格理：在社会学领域，费教授对研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源自《乡土中国》一书，我有幸和王政共同翻译了此书，当时她是我的研究生。我们翻译完此书后，到北京拜访了费教授。在那次会谈中，我们共同探讨了此书的英文书名。如果书名翻译不得当的话，将会使读者对书的内容产生误解。在谈话中，我注意到费教授暗指中国农民植根于土地，于是，我们几乎异口同声说出了该书的英文名——From the Soil，副标题为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国的社会基础）。这一题目抓住了该书的精髓思想：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生发出了一种独特的人际格局，这种格局使得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这种人际格局就是“差序格局”，我将它译为“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费先生的核心观点是，这种差异人际格局全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人际格局，即“团体格局”——我将此译为“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这一对概念有助于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的组织和制度差异。

在美国的社会理论家中，很少有人了解费教授和他的著作。知道费先生的也仅限于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如许多中国理论家一样，欧美国家许多理论家（例如Edgar Kiser和Michael Hechter）使用类似的概念分析不同的社会。这削弱了费先生的一项主要学术贡献，即关于社会的这些概念的提炼应该来自于对该社会的第一手了解。

常向群：我是在1994年通过杨美惠（Mayfair Yang）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Gifts, Favors & Banquets）一书得知《乡土中国》有了英文版。由于我对此书较熟，直到去年开始写费先生的理论贡献，才开始翻阅其英文版。然而，看到英文版的第一眼，我就被它的英文书名From the soil及其副书名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所吸引。在读过您的前言、后记及所有注释后，我发现我与您对该书的理解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很多共识。

在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书评后，我发现鲜有西方学者注意到此书译者工作的价值及其为此付出的努力。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费先生的理论，比如“差序格局”，在西方学术界几乎不为人知。在此我再次提及王斯福教授的论文，您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译作“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王斯福教授则将它们分别对应为“社会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使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中国人与所谓的西方人之间关系的差异。

韩格理：我必须说，我也对《乡土中国》英文版的几篇书评感到失望。记得一位评论家指责费先生的这对概念与东方主义有涉，并且从人权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有权享有平等的个人权利。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完全忽略了费先生关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比较之要点。诚然，倡导人权平等是源自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团体格局”是这个传统的体现，但是“差序格局”并没有规定它不追求人权，它仅仅是一个用来描述常规的互动模式的概念。

事实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也并不是位于一个连续渐变体的两端或两极，它们都来自对两种不同社会组织的理解。作为组织性概念，这两个术语分别规定了各自社会中成员间互动的制度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忠实于费先生的术语，术语的翻译必须强调互动的制度化模式，人们在这种模式中能够界定自己，并以此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构社会秩序。从这一点上讲，王斯福教授将“差序格局”译为“social egoism”没能传达费先生这一概念中互动的维度，虽然它从个人的角度概括了中国社会的特征，正如费先生本人所做的那样。

常向群：中文是一种高语境语言。您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翻译成“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而王斯福教授将“差序格局”翻译为“social egoism”。在已有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社会科学术语中加入了中国的元素后，其含义被拓展得更加宽泛了。我见过大约十个不同版本的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译法，但都不尽如人意。就像许多其他中国术语一样，将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并非易事，正如我个人使用“礼尚往来”（lishang-wanglai）作为中国式的互惠和关系网络的模式所付出的代价。目前，“guanxi”（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在英语世界中较为常用的外来语汇，法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早就成为了英文单词也是一个例子。我想“chaxugeju”和“tuantigeju”也许能够直接作为英语的社会科学专业术语为人所接受，这样可以避免翻译的欠缺而带来的误解。

吴子桐：改革开放后，费先生提出“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区域发展等理论，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费先生晚年“志在富民”的选择是他一生学术关注的延续还是转型？他的理论对于今天的城乡建设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

韩格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后者的英文名称为Reconstructing Rural China。我们概括了书中的内容，并将其作为《乡土中国》的最后一部分。费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村基础建设与发展的构想，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现实。费先生能够如此清晰地对中国经济应该并且实际如何发展作出预见，这看似惊人，但其实他的理论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清晰认识。

常向群：费教授在《八十自白》中总结道，“富民”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他的这种思想后来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费先生的“富民”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并植根于他早年的作品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费先生提出的各种“模式”是他对中国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社会观察的结果，这些的模式区分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类别，并为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以及中外之间的比较创造了条件。

晚年的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石桥上

韩格理：我对费先生晚年的著作不如你那么熟悉，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费先生晚年仍在继续对其早期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加以开发。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费先生见过几次面，有一次甚至是在我未曾想到翻译《乡土中国》之前。他清晰的头脑和“心系于民”的情怀让人赞叹，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

常向群：绝对是这样。英语世界的学者一直认为费先生是关注实用的人，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费先生更多的理论著述，《乡土中国》只是其中一例。在费先生生命的最后15年中，他仍旧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其中大部分著作涉及理论。希望西方的学者能够在阅读费先生早年在西方获得公认的著作以及晚年的这些著作后，再对他的学术贡献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张昊媛、蒲瑶对本文翻译亦有贡献)

转自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