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依然一寸结千思——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

2010-11-05 |

编者按:1121日为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近几日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将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北京青年报》选发丁伟志、许德政、陈骏涛三位先生的新作,以此表达对钱先生的缅怀和敬重之情。因版面所限,文章均有所删节。

向钱锺书先生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丁伟志

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我写过两篇纪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题目是《送默存先生远行》,第二篇题目是《走近钱锺书》;今天写的《向钱锺书先生学习》,是第三篇。三篇的写作角度有差别,命题自当有别,但是我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这就是衷心希望有心于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习钱锺书。

  学习钱锺书,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认真地读他的著作。但是这种学习显然不能以读过了甚至读熟了钱先生的著述为满足。首先当然得把钱先生认定是我们求学问道的指路人——为我们提供打开学术文化宝藏钥匙的开门人。知道了路径所向、宝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步趋前导,迈开双腿,去独立地探险寻幽。“通人”自然难成,能够按照钱先生点拨的路数,将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门外语的“专家”,那也算得上是没有完全辜负钱先生寄希望于后学的良苦用心了。有人说:“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钱先生过人的天赋,常人难以企及;但是钱先生的勤奋,人们是可以学习的。以勤补拙,收获也许能差强人意。所以,说到底,学习钱锺书,固然要学习他传播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强调学习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层理由在。因为我们所有真诚尊崇钱先生的学界中人,谁都没有想把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完美化、顶峰化,更不会用迷信的态度把他塑造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哲。学通中外古今的钱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学业也是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况且,作为博学“通人”的钱先生,术业当然还是有侧重有专攻的。如果说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领域,是钱先生所长的话,那么便应当承认,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之属,就非其所长,非其所专。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去向钱先生请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如何根除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无法应对,说不出学理依据,更拿不出有效对策的。但是,话说回来,难道从事并非钱先生所长的某些专业的人士,就不能从钱先生学术成就中汲取营养吗?显然恰恰相反,他的不离不弃、永不懈怠的求知态度,他的不肯随波逐流、不肯迷信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首创勇气,他的知难而进、寻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采众说、触类旁通、严谨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学方法,对于各类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适的价值。隔行的学者从钱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隽语名言中得到启示而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特例。至于钱先生专门研究的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人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会变成消灭了一切瑕疵、终结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绝对真理。在学术上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以“狷”自命的钱先生,其实是一贯坚持在学术探讨上平等待人的人。他不仅坦诚地尊重、而且真诚地欢迎人们和他商讨学术见解;对于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错讹的,总是诚恳地道谢不已。他热忱于帮助、支持、奖掖后学的许多事例,更是学界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感人至深。我凭借与钱先生的多年交往认定,钱先生内心深处是热切地期盼着“超越钱锺书”的新生代在中国学术界涌现。

  “超越钱锺书”,大约是要靠几代人薪火相传地接力,才能办得成的大业。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辈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他们开辟的治学之路。

  把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变成学习钱锺书的切实行动,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与默存先生相处的日子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研究人员、旅澳学者 许德政(沙予)

  钱钟书先生(19101121日—19981219日),字默存,江苏无锡人。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曾任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围城》、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等。

  在文学研究所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拜钱先生所赐可谓多矣。有问必答,有惑必解。我第一次感受到钱先生对我的关怀,则是他对我的批评。我到所不久,就跟新入所的几位同事,被分配去给木工李师傅当帮手,干体力活。闲时我不是逛故宫,游颐和园,便是到玉渊潭去游泳。有一天,专心致志钻研古书,很得钱先生器重的王水照兄悄悄对我说,钱先生得知我花很多时间到老远去游泳,说为何不抓紧时间看点书?我闻言,一则以愧,一则以喜。

  “文革”百无一是,但兵营式的生活,却大大拉近了文学所上下级之间,老中青之间的距离。工宣队进驻伊始,便要全所员工住进办公室,按连队编制分配房间。我被分配跟钱先生等八九个人同处一室。下垫砖块,高不盈尺的木板床,从南到北不障不隔地紧挨着。室友们只能从床尾上下床铺,三餐亦各端着碗坐在床尾吃。谁个胃口好,谁个精神欠佳,无不有目共睹。夜间谁个说梦话,谁个打呼噜,也无不有耳皆闻。钱先生开头显得很拘谨,但很快便处之泰然,有时大家说笑打闹,他也加入。

  196911月,中央要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成员“一锅端”到河南办五七干校,文学所抽调一批人组成先遣队,钱先生和我均榜上有名。

  我们接掌了当地一劳改农场,我被分配去饲养一群水牛,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则被分配去烧锅炉。没几天,一军宣队队员对大家说,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个社员对我说:“你们那两个烧锅炉的,一定不简单。”问他何以见得?回答说:“他们拣煤核时,手上戴的是一副羊皮手套。”

  其实,钱、吴二先生是很入境随俗的,干校迁往息县后,钱、吴二先生一起负责看管农具,夏日,他们齐光着膀子,很快全被晒成了黑面书生。到息县不久,我也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隔离审查,大约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们这一大批“五·一六”分子,与钱、吴等十几位“反动学术权威”,因同被专政,便由共患难,而暗中相濡以沫,大大加深了彼此的感情。文学所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套理发工具,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把梳子,还有一把钝得刮不动胡子的剃刀。我见蒋和森、杨世伟、张大明诸君,无师自通,替同事们理发,便也跃跃欲试。一向与人为善的孟繁林兄见我想学,便约我彼此以对方的脑袋当试验品,剃好剃坏都认了。没料到钱先生得知后,也要我替他理。我说:“不行,不行,我还没学会,您没看见我替小孟理的那个头,跟狗啃的一样,长的长,短的短。”但钱先生却硬着头皮非要我替他理不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那颗里面装的书比文学所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多的脑袋,剃成僧不僧,道不道,叫人惨不忍睹的“五七”头。临走时,他又回过头对我说:“下次还要找你理。”

  此时的钱先生,跟往常那位衣着体面、举止儒雅的钱教授已判若两人。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道:“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

  运动稍松,臭老九们又故态复萌,纷纷拿出封、资、修的书籍来读。钱先生的床位恰好在可容纳几十人大房间的东头,紧挨北窗的一个角落,光线充足。他从室友那里借到了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的《聊斋志异》,他读时发现,该书注释转引的一条资料,颇堪玩味,为他以前所未见。此外,他也拿出由同组王伯祥先生断句,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厚厚一大册《四库全书总目》来读。此书乃王老所赠,钱先生显然早已读过,因为许多书页上都留有他的眉批。有位室友曾把此书借去,专要抄录钱先生的眉批,他也欣然允诺。

  许多文章都认为钱先生恃才傲物,更有人说:“若说钱锺书不高傲,那么世间就没有人说得上高傲了。”高傲,不能说一点没有。如对某些享有盛名,又自视甚高,却犯了常识上错误的学者,他批评起来确是语带讽刺,不留情面。而对涉世未深或默默无名的学人,他却宽容得很。对有真才实学,或在学术上能独辟蹊径的学者,他又成了“不解藏人善”的杨敬之,总是乐于推许的。他曾对我夸赞过王伯祥先生治学严谨。有一次在闲聊时,我提及母校复旦大学外文系林同济和葛傅椝两位教授,他也点头称许。在息县干校时,外所一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英文信,他看后对我说,此人的英语程度相当好。何其芳所长从干校回京后,自学德文,边学边着手翻译海涅的诗。何其芳逝世前几天,钱中文兄和我到协和医院去看望他,他还一再叮咛中文兄下次来时,务必把他一叠海涅诗的译稿捎给他,他可在病榻上修改。何曾向钱先生请教过关于他的译诗。钱先生认为,何学德文不久,但已译得相当准确。从缅怀钱先生诸多文章中,可发现被钱先生赞扬过的人和著作,实多不胜举。

  从明港返京后,钱先生暂借学部七号楼一办公室栖身,此楼仅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门口走廊上各安一台烧蜂窝煤的炉子。钱、杨二先生住在楼下最西头一间。室内有两张书桌,一张面对西墙,光线自南窗入,那是杨先生的书桌。另一张面对东墙,光线自北窗入,那是钱先生的书桌。他跟杨先生自晨至昏,不是伏案写作,便是埋头读书,三年如一日(他们在七号楼那间陋室一住就是三年)。倘不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虚耗掉钱先生许多岁月,他极可能会写出另一部像《管锥编》那样“万牛回首丘山重”的旷世奇书来。

  那时,我和拙荆所住的房间,恰在钱先生房间的正上方,仅隔一楼板,我常进入钱、杨先生的房间,报告些小道消息,钱先生偶亦上楼和我闲聊。跟钱、杨二先生毗邻而居,乃人生一大快事。他们亦极得邻居的敬重。那时各家的早餐多到食堂去买,时值食品供应紧缺,食堂早餐总是稀饭、馒头、卤菜这“老三样”。偶尔限量供应油饼、豆浆,此时,一家闻讯,必奔走相告,也总不忘提醒杨先生赶紧去排队。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七号楼居民纷纷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杨二先生和一些老弱的同事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但钱、杨二先生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有一天,钱先生见我回房取物,也跟着上楼。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七号楼已成危楼,千万要到食堂或防震棚去住,等到震情解除了再回来。”我指着南墙一条从我们房间直延伸到他们房间的长长裂缝让他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怕,那是原来就有的裂缝。季康曾经用薄纸条把裂缝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加一句:“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钱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宠辱不惊,遇到特大地震,亦临危不惧。人言“疾风知劲草”,危难临头时,实最能显出一个人的真本色。

  

特殊年代里的几封书信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骏涛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机遇把我和先生“绑”在了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的近三年时间里,我不仅与先生同属“先遣队”同车抵达河南罗山,而且在河南息县我与先生同室共处既有一年多之久,并与先生结下了“忘年交”。

  19723月,先生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被先期遣送回京,从3月到7月的五个月时间里,我与先生有过较频繁的通信联系,如今比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先生这个期间给我的书信有四封,加上1977年后的三封,共计七封。如今重读这些书信,想到先生辞世距今已近十二年,而我也年逾古稀了。这几封书信虽然没有议及家国大事,谈古论今,只是传递一些家长里短,琐闻趣事,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窥见些微时局的变异和学界的信息,更不难看出先生当年与“干校”诸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前辈对晚辈的关爱之情,同时也显现出先生深湛的学养,风趣、幽默、犀利的谈吐和文风,从而折射出一代文化巨匠作为常人一面的真性情和真人格,这对后世人全面地认识先生、了解先生、研究先生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现将其中四封信的片断摘出,并略加按语,我想有心人读后定会有所得的,我亦借以怀念先生。借用先生信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第一封信——

  骏涛、德政、承髯、贵明同鉴:

  得书喜慰,不能分别作答,只如旧小说中所谓“唱个统喏”,希谅之耳。淫雨凿井,极念劳瘁!天漏若悬河,而下有断水之忧,此乃文明社会中之矛盾现象,原始社会中生活者必大惑不解。承髯上我以尊称,使我哧矮半截,折寿十年。……启吟返沪,德政亦将探亲;骏涛得假抢在先,於福建三杰中,现在未免向隅。……行李前晚运到,方知身外累赘实多,跼天蹐地,煞费安排,又处理或赠送了一部分。虽有人怂恿请求搬家,而我自忖待遇太高,退休有愿,殊不欲多此一举,故不添家具,不雇助理,因陋就简:半病不病身体,似通非通思想,得过且过生活,如是而已。解开箱子包裹时,尚忆及诸君亲手代捆情景。……每周一三五半天集体读书(包括业务书),二四六半天开会学习。我虽蒙准许休息,明日家务粗了,拟赴医院检查,下周便思到学习小组“亮相”,参见其芳、平伯诸公矣。(闻孙、唐皆以病号不参加。)二日前中华派人来有事相问,乃知标点二十四史事,现由白寿彝主持,刘大年调去负责修订郭老所编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叶水夫所传消息,乃古人所谓“斋东畦语”,洋人所谓“厕所广播电台消息”,而东巴烟遥俱乐部所谓“范派新闻”也。顾颉刚每日能工作二三小时,……章士钊先生上月卧床读书时翻身不慎,滚坠床下,折断胫骨,尚未恢复;我与先生世交,所居(距)仅隔一胡同,十余年中,未尝访候,后生小子,傲兀欠礼……手欲写而眼已倦,纸将尽而话尚多,就此带住……

(按)在几封信中,此信最长,有纸四页之多,末尾还有蝇头小楷,因“纸将尽而话尚多”也!先生于19723月从河南明港“干校”回京,此信写于是年三四月间无疑,中有“行李前晚运到”,即为明证。先生的所有信件均未标明年、月,只有日子。信是写给四个人的,均“干校”文学研究所连队队友。“德政”即许德政,又名沙予,我的同乡和研究生同学,古典文学研究家,现居澳大利亚悉尼。“承髯”即栾勋,古典文论家,已去世。“贵明”即栾贵明,古代文学研究家,现居北京。其时明港多雨,但我们仍在凿井,故有“淫雨凿井”之说。“启吟”即郑启吟,亦当年文学研究所连队队友,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启吟祖籍系福建,加上德政和我,即所谓“福建三杰”。三人中,唯我请假未获准,故有先生“未免向隅”之慨!钱先生与杨绛先生平时生活简朴,书籍也多是些工具书、外文原版书之类,他生前最怕累赘,经常送人东西(包括书籍),故有“身外累赘实多”之类的感慨。先生回京后先住在文学研究所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生活多有不便,故有“有人怂恿请求搬家”一说。但先生本人当时并未提出此要求。其时“老弱病残”回京,工军宣队仍组织开会、学习,故有信中所述诸情。“其芳”即何其芳,“平伯”即俞平伯,著名作家、学者,均已去世,当年均曾同赴“干校”,后亦作为“老弱病残”人员提前回京。信中提及“中华”,即中华书局。其时之传闻,尽管有些是子虚乌有,即先生所说的“斋东畦语”和“范派新闻”,但从先生此信中所透露的白寿彝、刘大年、顾颉刚等学界名流的某些消息,大体可以捕捉到“文革”后期的一些新动向。

  第二封信——

  骏涛同志:

良沛归,奉手书,并惠珍品,惟有感激。此物在明港,亦如熊猫之在我国,今到北京,更比之麝香牛矣!谢谢!我家中已绝无排场,本宿舍中有排场者,惟金岳霖、吴世昌二公;来信所谓“钱府丰盛桌面”,盖亦兄才气横溢之流露,继“火箭”妙语而起之又一例证。昨晤余震同志,新戴眼镜,几不认识;自言来京汇报,我想探问“泡校”泡到几时,他当然口风甚紧,如未打开之食品罐头,我无“照胆之镜”、“开心之钥”等等法宝,无奈他何。我于星期一拔去两牙,尚有一牙待拔,以血压高,医嘱服降压药一周后再去。看来“无齿之徒”已做定,兄所惠花生尚赶得及吃,再过些时,上下齿空空如也,只能望洋兴叹,兄之盛意遂变为残酷的讽刺、恶作剧的引诱了!你探亲在“头批”,并非由于你的“抢”先,而实出于旁人的“拥戴”,只恨你当时“半推半就”,没有坚决谢绝。因此看来,谚语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先下手为强”,“棋先一招”,而另一方面是“后来居上”,“后起者胜”。处世做人之所以困难也……

  (按)先生的大部分信件都用毛笔书写,但这封信用的却是钢笔。此信大致写于1972年四五月间。信虽不长,仅一页纸,但妙语连篇,读之令人捧腹!其时“干校”分批探亲,故有“良沛归”、“你探亲在‘头批’”之说。我第一期探亲实际上未准,这里的“头批”当指后一期中的头批,遂引发出先生的一番诙谐之论。“良沛”,系濮良沛,即林非,现代文学研究家,亦当时连队队友。其时,我托林非先生回京探亲之便,带了一些花生给钱先生。花生是当地的土产,我们在农民那里不难买到,但带到北京就算是紧俏物品了,所以有先生的“珍品”、“熊猫”、“麝香牛”之类略带夸张的风趣说法。信中谈及“晤余震同志”,打探“泡校”之事,可见先生对于“干校”队友的关切之情,此种感情一直贯穿始终。“余震”,系当时军宣队负责人。“干校”前期尚有“运动”——抓“五一六”分子等——可搞,后期连“运动”也搞不下去了,事实上已无所事事,故有“干校”即“泡校”之戏称。

  第三封信——

  骏涛同志:

得信甚喜。半月前栾勋同志来一信,正想作答,忽然有些事,遂被横风吹断,后海洋来,知其回家探亲,想已返明港矣。夏鼐同志亦参与信阳大会,返京后曾以概况略告,顷读尊函,益了然于事态之发展,同时愈代诸君干着急。“学部挨扣”之耗,我等山野闲人无所知闻,但从于震同志动员报告推测,似非言出无因,自恨无范老之情报网,不能讲得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睛也。吴教授曾向留守人员作讲用,微闻国务院大会未选中,故另一吴教授比之为“只中进士,未点翰林”。讲后普遍反应是“使人觉文饰不朴素”,甚至说“搞文学的人结习难改”。……闻打羽毛球,极好。又想见当年在复旦时演剧、运动等活泼景象,陈郎未老也。……

  (按)此信可能写于1972年五六月间,其时已传学部即将全部返京,但“信阳大会”上学部却挨了批评,似乎又使此事出现僵局。“栾勋”,如前信按。“海洋”即于海洋,又名于维洛,现当代文学研究家,已去世。先生当时与诸多晚辈皆有往来,栾勋、海洋、贵明、德政……均在其列。“夏鼐”,著名考古学家。因“信阳大会”上学部曾被“上面”批评,故有先生“愈代诸君干着急”之说。“于震”即余震,如前信按。“范老”指范宁,与前信“范派新闻”之“范”为同一人,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前“吴教授”当指吴世昌先生,著名“红学家”;后“吴教授”系吴晓玲先生,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干校”期间,我有幸与钱先生、二位吴先生及范宁先生,同室共处,前后达一年多之久,尝见其因性格差异而发生纠葛之事。这也是人情之常。如今几位老先生均已仙逝,作为后辈人,当可理解之。所谓“陈郎未老也”,是由于我与先生曾谈及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过演剧及其他活动之事,遂引发了先生此处一番善意的调侃。

  第四封信——

  骏涛同志:

来信奉悉。令嫒病,我与季康皆甚悬念。病后需营养,俾早复元。请即抽空一来为盼。……

  (按)这是1977年岁末的一封信。其时我长女病后初愈,先生获悉,遂来此信,记得当时我和我爱人同去了,先生和师母一定要我们收下人民币30元,作为孩子的营养费,我们怎么推辞都不让。这使我们深为感动!30元钱,这在三十三年前是一笔不算太小的数字,但其中所包含的前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却是难以用金钱的多寡来度量的!联想到在“干校”期间,先生曾为小女生病主动为我到邮局拍电报一事,以及其他许多先生和师母关心晚辈之事,说明这绝非偶然!

  

转自 北京青年报 2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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