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2002年1月26日），原名魏蓁一（“君宜”原为她1936年在《清华周刊》45卷第1期上发表《哀鲁迅》一文时首用的笔名）。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后任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晋绥《中国青年》分版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

1986年4月，韦君宜在中国作家协会院内开会。当她伸手去拿茶杯时，突然瘫倒在地，急送协和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脑溢血。

1987年1月初，韦君宜在锻炼身体时摔倒，右臂骨折。

1989年韦君宜患脑血栓，瘫痪在床。

1991年韦君宜再次摔倒，骨盆震裂。

1988年3月，我收到作家焦祖尧转给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忆大寨之游》。焦祖尧说，这是韦君宜同志在病榻上写成的。原稿字迹歪扭，韦君宜让她的孙女重新抄过，投稿于《山西文学》。

1992年3月13日，韦君宜黎明即醒，由家人和保姆扶到转椅上。之后，她咬住牙关开始例行锻炼。那时候阳光从窗户洒进来，照着她花白的头发，照着她病弱的身躯。

她硬硬朗朗地走过了近70年的路程。谁都说韦君宜精力充沛，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在南开中学时，她又说又笑，曾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后来考到清华大学，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姑娘。她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经和同学们从校卫室抢回被捕的学友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曾经代表北平市全体学生写下慷慨悲愤的战斗檄文。大家闺秀韦君宜曾振臂疾呼：

我们民族的敌人，任他怎样会花言巧语，会躲避，会用大刀封我们的嘴，可是我们早就把他认清楚了……任他有牢狱，有机关枪、有军警、有什么紧急治安令，可是我们有的是一腔热血，有的是坚决勇敢的心!我们要几万颗心合成一颗心!

或许正因为活泼好动，到延安之后，她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她曾经背着行李挎包，往返几千里，到晋西北老区开展青年工作：

余……捆扎行李背包，咬牙登程。最初几日，足痛腰酸，足起大包，大如银元。数日后，居然渐觉轻松，日行60里轻而易举，七八十里为常率。90里以上，亦可勉力为之。

那时候的韦君宜，早已脱去旗袍高跟鞋，早已和口红脂粉绝了缘分。她穿着八路军军装，剪着齐耳短发，坚定而勇敢地走在晋西北弯弯的山路上。她曾经是北京大户人家的小姐，曾经是清华园里颇有名气的才女。几番风雨过去，她成了一名土眉土眼的“女八路”。

1949年北平解放，韦君宜随中央机关进城，担任《中国青年》总编辑。这以后几十年，她曾先后在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尽管工作繁忙，尽管几遭挫折，但是她硬硬朗朗地走过来了。

她没有想到病魔会那样突然而又残忍地袭击自己。晚年，路在她脚下变得万般艰难。外面的世界是已然隔绝了，她得靠着器械一寸一寸地挪动脚步，每挪动一次，脑门上一层细碎的热汗。每挪动一次，水泥地板便是“嚓啦”一声。她想象这就是晋西北的山路，她想象自己还是当年投奔革命时的“魏蓁一”。她看见山路两旁开满了野花，她看见山路那边就是滔滔的黄河水。

她咬着牙往前走去。她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她还有好多文章要写。老伴儿杨述已先她而去了，一走十二年，时时在梦中嘱托她挺起腰杆，把人生的道路尽量延长。她的好朋友胡耀邦、蒋南翔、余修诸位也先她而去了，她觉得自己既然留下来，就有责任多干一些事情。

她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脚步，一等周身发热，就可以偎依在转椅上潜心创作了。她一天必须写完五百个字，她一天一定要写完五百个字!她把将近一生的精力和心血花费在青年工作和文学编辑事业上。只是到了古稀之年，她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尽管疾病缠身，尽管几乎丧失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她觉得自己一息尚存，就要用笔写下去。

十来年的时间，她写了些什么呢？她写出长篇小说《母与子》。写出中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和《女人集》。她还写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园情》、《旧梦难温》、《海上繁华梦》。她的《洗礼》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她为杨述的《一二·九漫话》写了题记，她为李子云的著作和《中国残疾人文学作品选》写了序言。就在行将病倒之前，她还在西德科隆的讲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冰心说，“韦君宜是一位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

是的，韦君宜的作品是真诚的，一如她当年参加革命时的心情。她的作品是质朴的，一如她熟悉的北方泥土。

1992年3月13日上午，韦君宜锻炼完毕，已经在她的转椅上坐了下来。那天她先要写一封复信。写字已经十分困难，她只能用最简单的文字回答人们的问候和关心了。一旦写完信，她就要向那五百个字挺进———犹如是走五十里路。犹如是攻下一座碉堡。文章已经开头，写的是：大卡车轰隆轰隆地向延安驶去……

就在那时候，有两位不速之客闯进门来。他们声称自己是山西人，他们要求采访韦君宜先生。

若在以往，韦君宜完全可以谢绝这种采访。她已经病成这样，生命于她已经不再慷慨大方了。往年写五百字，不过一支烟的工夫，而如今，她得付出半天甚至一天的血汗。可是不速之客来自山西，且拿了她的朋友唐达成的亲笔信，她还能说什么呢？

韦君宜笑了。她的侄儿来，她都请他少讲话，给她多留点时间。可对于山西来人，她能说这样的话吗？

她笑得很和蔼，很无奈。

她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在晋西北的经历。她用手指着书柜说：“那里有我新出的书，请拿给我。”接住书，她吃力地翻动书页，说：“送给你们，我永远也忘不了晋西北。1945年我用文言写的《八年行脚录》也收在里面，请你们回去看看。”

她说话也很吃力，但说得干脆利落，斩钉截铁。书屋里有木床一张，床头挂着一幅她的漫画肖像。电灯开关的绳子很长，一头系在她的转椅扶手上。她不时跺跺脚，以使血液循环。谈话间，她扶着器械站起来，开始一寸一寸地挪动脚步。

那时候阳光洒在她的额头上，映出来细细密密的一层热汗。

访问者确实是两个勇敢而不识时务的山西男人。一个是诗人陈建祖，另一个便是我。

如今君宜先生已然作古。她活着的时候铁骨铮铮光明磊落。如今她去了，留下来用心血凝铸的不朽作品。读她的赠书，我心中时时默念着她的一首诗：

五月鲜花依旧好，一曲歌终千绪绕。

可有豪情似昔时，殷勤拭眼删残稿。

摘自 燕治国著《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