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 超

金岳霖（1895年7月—1984年10月）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1926年创办清华哲学系，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随清华哲学系一起调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要著作：《逻辑》、《论道》、《知识论》。

——编者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于是改攻政治学，就到了哥大。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25岁。

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代精英。自左至右：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泰丽莲到欧洲，周游列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从这以后，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事业。

回国后，金岳霖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珍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三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作反省。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 “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在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过关就比较快，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1982年，87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选自《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