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董哲仁，1943年生于北京，满族。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结构材料与生态水工学专家，曾任中国水科院结构材料研究所所长，中国水科院副院长，水利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司长、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水伙伴（Global Water Partnership）中国委员会主席，水利部科技委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成员，水资源与水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防洪减灾工程技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盟合作流域管理项目顾问组主席。

映秀镇周围田野上开满了金黄的油菜花。两辆卡车从这里出发，沿着颠簸的公路驶进渔子溪峡谷，朝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叫做“月亮地”的林中空地奔去。卡车上传来嘹亮的歌声：“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祖国的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乡…”几十名年轻人迎风站在卡车上,望着陡峭山崖和茂密森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时间是1966年2月。清华大学水利系渔子溪水电站设计队从北京出发到成都后进入现场，几十名应届毕业生在这里开展“真刀真枪”毕业设计。

渔子溪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奔流在深山峡谷中，两岸原始森林郁郁苍苍，瀑布飞泉比比皆是。月亮地是电站闸首坝址，设计队的营地就设在这里。夜幕降临时，在黑黝黝大山的背景下，月光专一地投向这片小河滩，你才能明白这个名字取得很巧妙。设计队的生活是艰苦的，住席棚，睡草床，可大家却充满了乐观的精神。每天翻山越岭踏勘，十分辛劳，可生活也充满了特别的乐趣。清晨，同学们在清澈见底的渔子溪旁洗脸和晨练。水中鱼、空中鸟，还有对岸的一群猴子也不怕人，在树林枝杈上自在戏耍。穿过遍布野花的山坡去踏勘，有时还会与一只棕熊不期而遇。年轻人，火热的心，同学们都怀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理想，以“改造自然，建设祖国”为己任，没听见谁说过一个“苦”字。那年夏天，我们这批毕业班的学生，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渔子溪，奔赴祖国各地。继清华大学设计队之后，又经北京水电设计院、水电第六工程局上万职工日夜奋战，渔子溪水电站于1972年投产发电。这是一座引水式电站，引水隧洞长 8.4公里 ，总装机16万千瓦。电站成了深山里的夜明珠，一时传为佳话。渔子溪，作为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们这些清华学子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四十几年的水利生涯。

2002年1月，我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会务组安排部分代表考察渔子溪水电站。闻讯后，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人生苦短啊，36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竟成了一名两鬓秋霜的水利老兵。就像当年高唱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系歌”的歌词那样：“住着帐篷和草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修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我在陕西石门水库工地搞施工十年后，又转向了水利科研战线，和科研团队一起，为攻克重大水电工程的科技难关，足迹遍布全国江河。这次又回到了职业生涯的起点，抚今追昔，实在是感慨万千。

是日下午，到达渔子溪月亮地闸首，眼前景象令我十分惊愕，我无法辨认这就是那条几十年梦中的渔子溪。它完全干涸了，奔流湍急的溪流不知何处去，它流入了 8.4公里 的引水隧洞。河床里巨石裸露，两岸山坡光秃，原始森林不知去向，鱼群、鸟群踪迹皆无，更别提当年那些可爱的猴子和棕熊了。公路上杂乱堆放着钢材和废弃设备，尘土和机油气味代替了当年的森林飘散的松香味道。

回到驻地，心情感到沉重。当年怀抱理想艰苦奋斗开发水电，却为下一代留下了这样一条面目全非的河流。我们为获得经济效益，难道需要付出这样惨重的环境代价吗？ 这就是改造大自然的结局吗？

回京后，渔子溪36年变迁景象盘旋在脑海，挥之不去。其后，我又有机会全面考察了岷江、怒江、沱江和大渡河，深入调研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影响问题。岷江水电开发主要集中在岷江上游干流和杂古脑河、黑水河等支流，已建、在建和拟建共38座电站，绝大多数是引水式电站，需要建设 296公里 隧洞，相应造成总长近 300公里 河道季节性断流。生物学家的调查报告显示，河道季节性断流对鱼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岷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原生鱼类近40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二级保护鱼类虎嘉鱼已绝迹；重口裂腹鱼、隐鳞裂腹鱼和异唇裂腹鱼也很少发现。

除了引水式电站引起河段季节性断流这种明显的生态退化问题以外，大坝工程也对于河流生态系统形成胁迫。水库人工径流调节改变了自然水文情势，营养物质在水库阻滞，洄游鱼类的通道被割断，各种生态问题不一而足。除了大坝建设以外，治河工程也把河道人工渠道化，蜿蜒型的河流被裁弯取直，加之规则的几何横断面和硬质护坡工程，把多样的自然河流改造成为单调的渠道，导致生物栖息地质量下降。一些防洪堤既缩窄了河道，又切断了河流与河漫滩湿地及湖泊的侧向联系。这些工程措施的实施，导致水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的程度退化。这不但影响当代人的生存环境，更给人类长远利益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害。

反思需要勇气，要挑战传统，挑战自我。反思更需要理智，要实事求是，全面权衡。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妥善处理水利水电工程产生的负面生态影响问题，力争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出现这种负面生态效应而否定水利水电建设，反对水利水电开发。简言之，既不能回避、否认工程生态影响问题，也不能以偏概全，因噎废食。坚持趋利避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应是理智的选择。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是为解决这个水利水电发展的瓶颈问题提供科学方法和技术支撑。

基于这些初步认识， 2003年我在《水利学报》第1期上发表题为：“生态水工学的理论框架”的文章，首次提出生态水利工程学的概念，文章提出“生态水工学作为水利工程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是研究水利工程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与技术方法的工程学。”这里包含有两层含意，一是提出了水资源和水能开发与生态保护双赢的目标；二是促进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的交融，吸收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改进完善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方法，建设与生态友好的水利工程技术体系。文章发表没多久，就收到已届耄耋之年 张光斗 老师的来信，认为文章“有学科创新意义”，对我多有勉励。水电界前辈潘家铮院士为2007年出版的《生态水利工程原理与技术》等两本新书欣然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 董哲仁 教授原来从事工程结构研究，很有建树，当他察觉到生态问题已成为水利水电发展的瓶颈后，毅然转向环境问题研究，并进行了艰苦的调研、探索和实践。他组织跨学科的专题组，深入现场参与和指导一些省市的河流生态修复试点工程，为弄清怒江水电开发的生态影响问题，进入怒江上游原始地区深入调查。他详细研究外国的有关理论和经验，并全程考察了莱茵河和日本、韩国的生态工程，发扬了我国‘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好传统，这才为撰写这两本书奠定基础。在当前充满浮躁气氛的环境中，这种精神是很值得肯定的。”始料未及的是，生态水工学概念一经提出，就在水利和环保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连同其后发表的相关文章被引用上千篇次，应邀作学术报告几十次。坦率地讲，我的论著只不过是顺应潮流发挥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水利工程生态影响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集中反映了科技界对于生态保护难点问题的高度关注，集中反映了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及对知识的渴望。在水利部的支持下，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河流生态修复的课题研究。在水利水电工程生态影响机理；河流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集成；兼顾生态的水库调度技术；河流健康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的成果。

我们搞水利的人都明白一滴水和江河湖海的关系，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战略方针是起决定作用的。近年来，国家发展战略方针与时俱进，把生态环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11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2006年3月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的指导方针。

2000年始，水利部先后实施向塔里木河、黑河和扎龙湿地紧急生态补水，有效地缓解了水生态状况恶化的局面。2004年8月水利部印发了《关于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系统保护工程是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启动了我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作。全国已经开展了十个试点工作，其中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辽宁省新宾县、浙江省瓯江和吉林省查干湖等。2006年5月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专题研讨会召开。根据水利部的统一部署，生态用水已经成为水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过去流域机构做水资源规划时，只考虑生产、生活用水，现在加上生态用水，成了“三生用水”。各流域机构先后开展了河流健康评估标准的编制工作。“生态”这个词在水利系统广大职工中已经耳熟能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余年，经济社会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但是在我看来，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思想的转变和理念的提升。如果说43年前的渔子溪电站是我国水电建设初期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天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口号已经被“与自然和谐，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所代替。在工程建设中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我们这些水利战线的老兵，一辈子与水利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创业年代的艰辛和发展中的曲折，见证了水利事业跨越式发展，也能看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曙光。这也是人生之幸运吧。

转自 《中国水利》2009年第17期，总第6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