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做出重要贡献。

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任继愈回忆道。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年少得意。任继愈曾说：“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的，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他认为，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求真，追求真理，找永恒的东西——哲学讲这个东西嘛，最后的，永恒的，终极性……搞中国哲学，我一直没动摇这个信心：中华民族是应该有她自己的东西，不然抗战怎么居然打胜了，顶过来了，怎么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钻一钻。”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小长征”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的敲击着这位年轻的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当时，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

任继愈曾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人们之所以认为任继愈是“精英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一位长期的“浮在上面”，“只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家。其实，当初，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现实，才促使任继愈立志从事哲学研究。任继愈说：“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这是他在1988年写的《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有时候并不是与政治上的变革相一致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变革是短期的、跳跃性的过程，那么，思想形态方面的变革便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上的变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变革的。”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阐述小农经济意识对中国发展经济上的影响。他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占了小农经济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时也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大亏。当然，现在这种意识依然存在，而且还比较顽固。”从他这种对于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关注，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浮在上面”的精英哲学家。他还将触觉伸到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他在1956年便开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国本土医学的开发和科学利用，并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还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与流动，并在文章《创业人才与守业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进行对比，以示警惕。任继愈博学勤思，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评论他是一个“疯狂工作，并忘记自己存在的可爱小老头。”

首提“儒教就是宗教”，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但是在学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还是任继愈提出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

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任继愈打破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毫不例外，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他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

任继愈认为，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

任继愈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作者：《中华儿女》杂志社 余玮，《时代人物周报》杂志社 韩雨亭）

转自 北京日报 2009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