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

　　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

　　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搞中国哲学，我一直没动摇这个信心：中华民族是应该有她自己的东西，不然抗战怎么居然打胜了，顶过来了，怎么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钻一钻。

　　我有一个图章，请别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从心所欲。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要随风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西南联大的岁月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他的那部书出版于抗日战争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在商务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那时在云南，快毕业了，有一次在集会上讲演，冯友兰先生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印象深极了。

　　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个流亡生活，就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先生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冯友兰先生也算我的老师。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选他的课，分数考得不好，七十几分。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之一。他当时去了，给我的分数就高不起来了。我更多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这跟冯友兰的体系不大一样。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有半年要外出讲课，不在昆明，可这个必修课得有人教。汤先生就说，那就叫任继愈替你教这半年吧。他说可以。汤先生说，你那个课以后就交给他教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让出来，我在联大一直教选修课，没有教这个专业课，没有教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讲吧，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不算。这个看法就没法弄到一块。

给我讲哲学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有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内容还是那个内容，换个名称啦。我听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钱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很多。当时都是大教室，选课的听，不选课的慕名的也去听。

　　摘自 陈明采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