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光华(1963)辑

1958年10月17日，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一架图104客机在苏联境内失事，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团长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十人及出国工作人员六人全部遇难。

郑振铎(1898—1958)，出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我国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1931年秋季起，他曾在清华任教一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陈福康著《郑振铎传》，书中记述了1931年9月郑振铎携夫人、幼女离开上海到北平任教的一段史实。

他为什么决心离开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晚年最后一次大会讲话中说的：“工会提出打倒王云五，没打倒他。他不走，我们就走！圣陶走了，我也离开了。”（后来，愈之、予同等人也离开了。）另一个原因是想换换工作环境和条件，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和撰写久蓄于心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所以，当担任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老友绍虞邀请他去该校任教时，他便毅然离沪北上了。他是去担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合聘教授（第二年后，专任燕大教授），主要讲中国小说史、戏曲史以及比较文学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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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北平后，先是住在海淀的成府，后来便搬到燕京大学校园的天和厂一号。在北平，绍虞、地山、启明、冰心、平伯等人，都是文学研究会的老会员、挚友，自然是经常见面。还有佩弦，在他到北平时刚好出国，一年后回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与他也几乎日夕见面。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人，也是“五四”以来的老朋友了。还有许寿棠、台静农、范文澜、冯友兰、齐如山、傅惜华、赵万里、刘叔雅、叶公超、余上沅、梁实秋、闻一多、熊佛西、徐志摩等等各色各样的文化界人士，虽然各自的专业爱好、思想倾向并不相同，但都愿意与他交朋友。他刚到北平不久，就接到志摩的电话，就去胡适的家里见了志摩，畅谈了二、三个小时。不料只过了一个月，志摩便因飞机失事而死了。而他还曾答应过清华的同学要请志摩去学校讲演呢！还有，当时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文艺》，是北方有影响的文学副刊，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编辑，经常到北平来召集文坛名人聚会，他也总是欣然应邀赴会。

当然，对于爱好文学的北平青年、大学生来说，他更像一块磁铁一样，大家都乐于紧紧地围绕着他。除了教书以外，他常在课余积极指导学生。例如，他刚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兼任教授，便出席了10月28日该系学生的“中国文学会”的本学期第一次常会。据当时的《清华周刊》报道，他还讲了话，“语极恳切，对于同学加以鼓励，略谓清华有优美之环境，稳固之经费，同学应负起创造新文化的责任，努力前进，责无旁贷。”那天，他们还选举了该会的本届执行委员，他这位名教授居然也列名于学生中间而被选为“学术委员”。当时的清华中文系学生吴组缃、林庚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很多指点。

还有不少非中文系的学生，也得到他的大力帮助。例如，季羡林当时是清华的西洋文学系学生，因去旁听他的课而相识。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看不到半点架子，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学生长一辈，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有时甚至像一个大孩子，不失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亲切和蔼，没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帮派习气。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谁，他都一视同仁。因此，他们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季羡林说：“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说老实话，我们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有点受宠若惊了。”“在我们眼中，西谛先生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末不足道了。”吴晗当时是清华历史系的学生，也因旁听他的课而相识。吴晗后来写回忆，谈他对学生的爱护帮助，几乎与季羡林说的一样。吴晗说：“他从来没有架子，既没有我们清华某些镀过金的洋教授威风，也没有那时候社会上有些自命为大学者的不可一世的神气。他和蔼可亲，谈话时总是笑。特别对青年人，只要有一长可取的，便加意鼓励，总是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两句话，后来竟成为他的口头禅。”还有像李长之，当时是清华生物系（后转哲学系）学生，也得到他的赏识和帮助，后来成为知名的文学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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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这两个学校以外的文学青年，他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如对靳以、巴金的帮助，在后面讲他编《文学季刊》时还要提到。还有，像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青年教师王哲甫，当时为编写《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而趁暑假的机会来北京查阅资料，也得到他的热情指导，并为此书的初稿修订了很多地方。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曹坪（端木蕻良）^①，从天津给他寄来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的原稿，他认真地读了，并给作者写了回信，说：“我是如何地高兴啊！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他并且鼓励说：“盼望第二部小说立刻便能动手写。”还说要亲自到天津去看这位青年作者。后因书稿中有“违碍”国民党统治的内容，书店不敢出版，直至1940年,才在他和雁冰的帮助下由开明书店出版?端木后来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信,提到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流传着“对新进作家爱护的有南迅北铎”这样的话?

“南迅北铎”，这是多么崇高的口碑啊！

季羡林和端木蕻良等青年人，都这样不约而同地将他与鲁迅相提并论，很令人感动。其实，还不仅仅在帮助、培养青年人方面，他可以与鲁迅相比；而且，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中，他都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配合，不愧是鲁迅的同志与战友。这是连敌对阵营里也有人看到了的。鲁迅在1933年出版的杂文集《伪自由书》的《后记》中，便曾抄录了反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其中称郑振铎是鲁迅领导的文化运动的“台柱”。

他是一位名教授，平时给人的印象，如同季羡林说的，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可是，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事情、原则问题面前，他就成了“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了！这就是一种鲁迅精神的体现！

他刚到北平，安顿下来还没几天，一件令全世界震惊的大事件便发生了：9月1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沈阳，并开始向我东北全境大举进犯。短短时间内，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白山黑水尽遭蹂躏，平民百姓尸横遍野！他悲愤极了。在给上海友人的信上，表示真想回上海，再创办一张像“五卅”时《公理日报》那样的报纸，来作严正的抗议和斗争。

前面说过，在他离开上海前，2月7日，反动当局在龙华残酷地秘密杀害了二十几位共产党人，其中有他熟悉的友人也频和洛生。当时，他就想应该写一篇文章，悼念这两位友人。但是，在反动势力控制极严的上海，是没地方公开发表的。就在他准备离开上海之际，他又惊悉一位极亲密的友人、共产党员杨贤江，在反动派的迫害下于8月9日病逝于日本长崎。他悲痛万分。到北平后，他觉得当局的控制比上海略为松弛一点，便于年底写了《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发表于清华大学的《文学月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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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为北平的高等学府的名教授，却仍然没有离开编辑的岗位。他不仅为燕京大学文学会的《文学年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的《文学月刊》等刊物担任编辑顾问，而且先后在上海、北平新创刊主编或参与创刊编辑了几个著名文学刊物，在当年中国文坛的建设与斗争中，可以说是立下了殊勋。

① 端木蕻良(1912—1996)，著名作家，1936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在校名曹京平。

（本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