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董申保，岩石学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领导长春地质学院变质岩研究小组在华北及东北进行变质作用研究，提出“变质岩石组合”“混合岩矿床”等假说。80年代为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的主编者之一，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9）。从事蓝片岩带研究提出的扬子北缘元石化的陆内板块俯冲为国际所关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我国变质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著名岩石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这一连串的头衔，92岁高龄的董申保却说自己是一个“不成材的人”，“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北大地质学系老师对我的教导”。

1936年，19岁的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到2004年，87岁的董申保的最后一名研究生顺利毕业。董申保对北大地质学系有着深厚的感情——难忘学生时代的老师，更放不下一生从未离开过的教育岗位。

从偶然选择到终生事业

“上地质学系纯属偶然”。1936年夏，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据董申保回忆，选择地质学系，主要考虑到当时北大地质学系是全国第一个，在国内声望很高，教师阵容强大，课程设置的综合性强，很多毕业生在工作上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就是冲着第一流的名气去的，至于什么是地质，出去做什么工作，没有太多考虑”。

上了地质学系以后，董申保并没有立刻喜欢上地质学，“刚开始甚至还想转系”。一方面因为地质学系的科目太多，另一方面，董申保觉得地质学不够严谨，大多从自然现象归纳出地质学规律，“地质科学是不科学的科学”。

董申保最后确定向地质学专业发展的时候都快大学毕业了，“因为受到孙云铸先生的影响”。

董申保的毕业论文是在当时的系主任孙云铸教授指导下，在云南中部杨林地区进行区域地质测量。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边上课边整理野外资料、鉴定标本、绘制图件、撰写论文。

“孙先生是研究古生物的，但是作为系主任，他关心全系学生的成长。”在董申保眼里，孙云铸的身体力行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

董申保回忆起考研究生时，地层古生物的成绩最好，孙云铸建议他学地层古生物，但他表示想学岩石学，孙云铸尊重他的志愿，并大力支持。

上了研究生以后，董申保遇到了另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德国教授米士。“米士教授对喜马拉雅山、大理点苍山和昆明附近的地质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能把地质学的最新理论和他的研究心得介绍给我们。”米士的课深深吸引了董申保，“不知不觉就想往变质岩方向发展。”

董申保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云南易门地区昆阳群变质岩的专题研究。米士为了检查董申保的论文，领着董申保在野外跑了两个星期。“当时跑野外十分艰苦，没有交通工具，在山里就靠两条腿，吃饭、住宿各方面都很困难。”董申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米士充满敬佩之情，“研究生这段经历，不仅在变质岩研究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导师的精心指导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联大8年影响一生

从1938年到1946年，董申保在西南联大呆了8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董申保回忆，学生宿舍是茅草顶、土坯墙，30人一间；刚迁到昆明时，教学设备差，仪器也少，只能借用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岩石实习，仅有6台偏光显微镜，上课时学生轮流观察，一个学生只能看5分钟。教授的生活也并不比学生好多少，一家几口人住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薪水往往入不敷出，还要做一点私活贴补家用，比如闻一多刻印卖钱，梅贻琦的爱人做糕点上街卖等等。

“学习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生和老师关心的只是国家命运，并不考虑个人前途。”董申保说，“老师们言传身教，全心全力地培养学生。”

师徒如父子。而在董申保看来，西南联大的老师对他们的关爱，其影响之深，更有胜于父母者。“西南联大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董申保当了一辈子老师，可是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老师能够做到西南联大那样的很少。“我教学生与老师教我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董申保认为，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够密切，老师更多的是关心学业，而对学生的成长及其今后的发展不够关心。“老师不光要传授知识，更多的是以身作范，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学生”。

“老师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董申保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把教师队伍建设好，要将教师队伍凝聚到一个方向——用心培养学生，万万不能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教师的成就。”

回母校做点工作

董申保于1948年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中部高原变质地区进行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后于1951年2月回到北京，任北大地质学系副教授；1952年夏晋升为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矿系、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及物理系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东北地质学院(后改称长春地质学院)。“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来找我，希望我去东北地质学院工作一年，带几个搞变质岩的徒弟再回来。”董申保回忆说，“我二话不说就去了。”

这样，董申保在长春地质学院，一呆就是32年。

直到1984年，董申保从长春地质学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我想回母校做点工作”。就这样，董申保又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北京大学。“我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只在北大教了两年书，总觉得没有完成在北大的工作。”董申保对北大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

回到北大时，虽然董申保已经年近古稀，但是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勤奋工作，创造了教学与科研事业的又一高峰。当时，北大地质学系岩石学专业还没有博士点，董申保开始组织力量，积极申报国家教委博士点。经过认真的准备，1986年北大岩石学专业博士授予点被正式批准下来，并于1987年开始招生。

“要问我为北大做了什么工作？那就是培养研究生”。事实上，在每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都凝结着董申保的汗水和智慧，从选题到野外工作，从显微镜下观察到对实验数据的讨论，董申保都亲自过问、细心指导。他那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精神使他的每一位学生都受益匪浅。到目前为止，董申保指导的学生大部分都晋升为教授。

尽管董申保年事已高，需要戴上老花镜、把文献扩印后方能阅读，但这些年，他从未停止过工作。他自己讲：“这五六年来，我都在撰写有关花岗岩拓扑学的书稿，目前还没有出版，希望能在今年完成，我的工作也算告一段落。”（陆琦董）

转自 《科学时报》 2009年4月20日